如何评价「八王之乱」？

西晋的八王之乱，前后持续近二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晋武帝留下的辅政班底被清洗，贾后登台执政为收场。此后，天下大约维持了七八年的和平。

第二个阶段，则起于贾后对太子的痛下杀手。

第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列王纷争。

我们这就进入正文。

能把自己的国家搞垮的开国皇帝不多，晋武帝司马炎算是其中一个。

晋武帝本身并不是暴虐之人，也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帝王。如果把历代皇帝做个排位，那么他应该能取得中等偏上的名次。但是，正是因为他临终前的一波骚操作，大晋朝这个由他创立、仅仅统一天下二十多年的政权才会分崩离析。由此，也让中原之地——这片华夏族已经生存繁衍了三千年的土地，第一次沦丧于异族之手。

一切的事情，还得从他的傻儿子——太子司马衷说起。

武帝为这个傻儿子简直操碎了心——这部分延伸阅读可见文末链接。面对着齐王司马攸可能争夺储位的威胁，武帝可以置几十年的兄弟亲情于不顾，硬生生逼死了这个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但没有司马攸并不意味着司马衷就能当个好皇帝。随着太子的年纪越来越大，他的智商已经成为公认的绝症，朝中大臣集体宣布放弃治疗。

只有武帝还在维持自己最后骄傲的倔强。他几乎是一个人在孤独地战斗，希望儿子能顺利继位，守护好西晋的基业——这真是一个仁慈的父亲美好而又虚幻的梦想。

而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还是有人跟武帝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虽然，数量微乎其微。

武元杨皇后在太子司马衷16岁时即已病逝。但跟晋武帝一样，杨皇后对于儿子的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甚至到了临终前，她都还在为儿子计，向武帝给儿子要了一道护身符——当然，她不会预料到，正是这道“护身符”开启了后来的无穷乱源。

彼时晋武帝宠爱胡贵妃，这让杨皇后感到担忧：她死后，胡贵妃会不会继为皇后呢？胡氏一旦成为皇后，那么太子的地位就将岌岌可危。

杨后病故的这一年，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说“自今不得以妾媵为正嫡”，妾室不能升为正位——这从法理上限制了胡氏做皇后的可能。

但杨后还是不放心，在把胡氏的路给堵死之后，她又给丈夫找了一个新皇后。

这种双保险，算是彻底断绝了胡氏做皇后的可能。

这是杨后临终前最后的嘱托，伉俪情深的晋武帝含泪答应。两年以后，司马炎终于践行了当时的诺言，立杨芷为后，史称武悼杨皇后——为了有所区分，下文我们就把她称为小杨后。

两位杨后的叔父杨珧曾专门上书武帝，说一门二后，这种家族自古以来就没有不灭门的。皇上您如果非要册立，那么我请求一份诏书，如果日后有灭门之祸，希望能以此诏书获得豁免。

武帝也同意了杨珧的请求，郑而重之地写了一封诏书，收藏在太庙里。杨珧这才放心。

纵观整个杨氏家族，完全没有忧心忡忡的，可能只有小杨后的父亲杨骏一人。女儿要当皇后了，以后自己升官封爵肯定不在话下，杨骏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走路都要飞起来。

这种立场很好理解。而贾南风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不遗余力。早年间，为了应付武帝对司马衷的考察，贾南风使尽了各种作弊的手段，生怕太子在武帝面前露丑。

这些手段，其实都不甚高明，但晋武帝竟然都被轻易瞒过。结合双方的立场，更有可能的原因是，武帝故意留了空子给贾南风。所谓的考察，不过只是演戏给群臣看，以证明司马衷还是可以胜任的。

当然，老公公跟儿媳妇联起手来骗人，这不管怎么看都有点怪异。

但对于贾南风，武帝并没有绝对信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消失殆尽，逐步变成了防备。

主要的原因，在于武帝选好的第三代接班人——也就是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并不是贾南风生的。

晋武帝其实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货色。他虽然极力保证司马衷继位，但对于他的能力，其实并没有抱多大指望。相反，倒是对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期待颇多——这也是武帝执意要传位司马衷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而贾南风性妒。这种妒不是一般的吃点飞醋，小打小闹一下，而是妒出了新水平，妒出了新高度。

比如，她自己生不了儿子，看着别人的肚子大了就眼红的要死，直接拿上板砖开砸。一板砖下去，胎儿跟砖头一起落地，武帝好好的一个孙子就这么没了。

晋武帝大怒，准备废除贾南风。虽然最后在众人的劝解之下作罢，但由此一事，武帝开始担心在他身后，司马遹的安危。

转眼之间，到了永熙元年。这一年司马炎55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对一个开国皇帝而言，这个年纪并不算大。但对于晋武帝来说，他却有着别的开国皇帝所没有的烦恼。

他登基的那年，只有30岁，因为整个篡位的壮举与众不同，所以他的开国功臣，几乎都是父亲那一辈的人物。在等到司马炎自己临终时，这些人几乎已经死得干干净净。

32岁的司马衷智商依然不够用，以后肯定是需要设置辅政大臣的，然而纵观朝堂，元老重臣已经纷纷故去，自己的兄弟司马攸也已经被逼死了。

在有限的选项中，武帝最终只挑出来两个人：太尉司马亮、车骑将军杨骏。

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子，这层身份就是他存在的意义——资历足够老。当年武帝曾借助他的这个资历，打压过司马攸。自此之后，司马亮便留在朝中。

只不过他的见识和能力并没有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与日俱增，反倒是愚蠢和怯懦的性格，一直对他不离不弃。

在武帝病重期间，司马亮就被杨骏摆了一道：

武帝病逝前一年，开始考虑后事。他此刻最担心的，其实就两条：一是司马衷的能力不足，二是司马遹的安危。趁着自己尚有时日，武帝决定把这两个事一并解决掉。

为了防止贾南风暗害皇孙司马遹，武帝几乎把儿子们全都分封了出去，镇守地方，以期对贾后形成威慑。

同时，他又重用杨骏，希望杨骏与小杨后联手，能够压制贾南风。

看上去这计划不错，但其中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忽略了杨骏这个变量的主观能动性。

杨骏在分析了当时的场景后，已经推断出以后由他跟司马亮辅政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他并不愿意跟司马亮分享权力，怎么办呢？借着这次分封亲王，杨骏把司马亮赶到了许昌。

此后，随着晋武帝的病情逐步加重，杨骏顺利控制了朝廷，耀武扬威，令时人侧目。

到后期，杨骏已经完全不把病榻上的晋武帝当一回事了——他甚至连武帝身边的人都开始撤换。

弥留之际，武帝偶尔清醒，发现身边的人已经全部被换，开始对杨骏有所警觉。

当时司马亮尚未出京，武帝趁着清醒，急召中书，拟定诏书：命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以防止杨骏势大，无法约束。

但为时已晚，此时的杨骏已经不再惧怕武帝的权威。在得知此消息后，杨骏居然直接就去中书那里把诏书给要了过来，而且再也没有还回去。

小杨后也开始助力父亲。到武帝弥留之际，她一再劝说武帝用杨骏单独执政。武帝此时几乎无法说话，父女俩便权当武帝已经默认，召中书拟写诏书。

诏书写好了给武帝看，武帝依然无法说话，于是便用印了。

此后，武帝曾有过片刻清醒，他问身边的人：汝南王司马亮来了吗？但左右都是杨骏的亲信，无人回答。

而这竟然成了晋武帝司马炎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不久之后，武帝病逝。

杨骏与司马亮之间，陷入了一种短暂的平静。

杨骏自恃有诏书护体，名正言顺。但当时的朝臣大多赞同司马亮辅政，有很多人劝杨骏退位让贤，其中甚至包括了杨骏自己的弟弟杨济。

但杨骏毫不松口。

也有人劝司马亮带兵进宫，逼走杨骏。然而这位司马氏元老，宗室之中位份最尊贵的汝南王，思前想后，却因为害怕杨骏害他而最终选择了放弃。在跑到宫门外大哭一场以寄哀思后，他连夜奔到了许昌。

杨骏开始独领朝政。

杨骏的执政其实很不得要领，虽然他努力讨好群臣，但依然有各种反对他的声音冒出来。其中最大的呼声，依然是希望他能把司马亮召回来。

大臣们的担忧其实是合理的，自武帝分封诸王以来，宗室们在晋朝的作用与影响远胜前代。如今，宗室们在地方手握重兵，如果朝中没有年高德劭的宗室坐镇，那么很难保证宗室们没有政治诉求。

然而，既然群臣都表明了这种态度，杨骏就更加不可能同意了。这种现状之下，司马亮一旦回朝，他杨骏必然失去权力。

抱定了独揽大权宗旨的杨骏，只能是绝不松口。

而没过多久，大臣们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

起因来自于贾南风。

贾南风跟婆婆，也就是当年的小杨后、如今的杨太后，很不对付。史书记载，是因为当年杨后曾经斥责过贾南风，所以被后者忌恨。

但更大的可能，应该是武帝临终前的安排完全把贾南风排斥在了权力的大门之外，而这对于权欲旺盛的贾南风来说，完全无法接受。

既然通往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是杨氏父女，那就除之而后快好了。

贾南风首先想找的结盟对象，是司马亮。但任凭贾南风好说歹说，司马亮都不愿意趟这趟浑水。

站在司马亮的立场上，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他今年已经六十多了，人生富贵该有的全都有了。政治斗争如此凶险，容易翻船，到时候万一失手，估计都无法善终。

贾南风于是调转方向，找到了司马玮。

司马玮也是晋武帝的儿子，算起来是贾南风的小叔子，这一年只有二十岁。跟年老力衰的司马亮不同，司马玮此时正值壮年，眼见朝政被杨骏把持，心有不忿，一直想有所作为。如今贾南风抛来橄榄枝，两人一拍即合。

司马玮于是上书请求入朝。

没想到，杨骏对此却巴之不得——司马玮如今驻守荆州，对于杨骏辅政颇有非议。因此杨骏的想法是：把司马玮调回朝中闲置，这样世界就安静了

只不过杨骏没有想到，司马玮并不是来洛阳给他闲置的，而是来给他送终的。

司马玮回到洛阳后，随即发动兵变。杨骏兵败被杀，杨太后遭幽禁，杨氏一族几乎全部被铲除。

清除杨氏以后，司马亮也终于回来，与太保卫瓘一道，代替杨骏辅政。

但这个组合没有持续多久，就又发生了变故。

司马亮和卫瓘不大看得惯司马玮的行事。史称，司马玮“刚愎好杀”，很受非议。如今朝中刚刚经历完一场动乱，安定团结是当下最重要的局面。司马玮如此意气用事，过分刑杀，很可能会破坏当前的平静。

因此老政治家们想要把司马玮赶出洛阳，让他回到自己的荆州老巢，于人于己两便利。

但司马玮并不愿意走。在得知了司马亮和卫瓘的心思后，司马玮极为愤怒。

恰好这时，又有人跳出来煽风点火。

这个人叫岐盛。早些时候，便是他劝司马玮要结好于贾后以自保。

对于这种两面三刀的人，卫瓘很不待见。卫瓘觉得岐盛在杨骏当政的时候就投靠杨骏，杨骏身死就转投司马玮，如此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实在是朝廷的祸患，还是收监了比较好。

但岐盛不愿意束手就擒，他很快转向贾南风，离间说司马亮跟卫瓘已经准备废掉司马衷，改立他人。

贾南风于是发出诏书，命司马玮领兵，免掉司马亮及卫瓘的官职。

司马玮接到诏书的时候是深夜，对于诏书的内容，他感到很迷惑：既然两人都已经欲行废立了，为何只是免官？若只是免官，又为何要他带兵去免呢？

司马玮想面见贾南风问问清楚，但给他传召的黄门说，事情拖久了容易泄露，还是要及早行事。

司马玮本身就对二老的贬斥有所不满，如此情境下，居然真的稀里糊涂就带兵包围了两人的府邸。

此时司马亮和卫瓘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俩以为自己跟别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是密谋反叛，这只是场误会，便想跟乱军解释一番。谁知道兵士们根本不讲道理，混乱之中，直接就把两人给杀了。自司马炎死后就一直在努力逃避政治的司马亮，终究还是没能善终。

此时司马亮大约六十多岁，卫瓘72岁。

得知司马亮跟卫瓘的死讯后，司马玮慌了神。一方面，司马亮是他的祖父辈，如今身死，自己百口莫辩。另一方面，也更为严重的是，召诏书中只提到了免官，并没有说要杀。

事已至此，岐盛又开始鼓动司马玮：您不如借此提兵诛杀贾后，以安天下。

但贾南风这边也已经开始行动。太子少傅张华向贾南风进言，如今司马玮诛杀二公，权威过盛，威胁人主，实在不宜活在世上了！

最后的结果是，司马玮带兵冲入宫中，遇到贾南风使人持驺虞幡向兵士喊话：司马玮矫诏！司马玮矫诏！司马玮矫诏！

一瞬间，司马玮的行为完全失去合法性。士兵们一哄而散，留下司马玮一个人目瞪口呆，最终被擒。

在刑场上，司马玮抱着那份诏书——那份让他深夜包围二公府邸的诏书，痛哭流涕：我是先帝的子嗣啊，怎么竟到了如今的地步！

直到被杀，司马玮也不知道，自己只是别人的一枚棋子。他虽然行事暴虐，但罪不至死。他真正的死因，其实在于他的幼稚。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被贾南风利用，最终身首异处。

在这场混乱中，贾南风大获全胜。至此，挡在她权力之路上的石头，被清除得干干净净。

回顾晋武帝司马炎临终前的安排，可以说相当奇特。

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他不是没有远见和敏锐，也看到了未来朝政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他想着的却不是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引入另外的变量，来平衡这些问题。

结果导致了更多的问题。

他担心贾南风对司马遹不利，因此分封诸子，并增强杨氏的力量。同时，他又害怕杨氏势力过大，所以引入司马亮来进行约束。

面对着问题，司马炎从来没有想过要解决问题，而只是想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进行制衡，希望各种变量彼此互相制约，在相互纠缠中达到平衡。

且不说这种平衡有多么的脆弱，更为可叹的，是晋武帝期待中的这种平衡，压根就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杨骏的贪婪以及司马亮的退缩，让这个平衡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

这一切的祸乱究其原因，都在于武帝的设计失误：在没有绝对权威存在的情形下，设置几支相互制衡的力量，并不能造就平衡，只会引发混乱。

至此，八王之乱第一阶段暂告一个段落。

下面进入八王之乱的第二个阶段。

大混乱的降临，都是从小人物开始的。最开始挑乱局面的，是一个叫贾谧的人。

贾谧是皇后贾南风的侄子。这种衙内的唯一特征，就是嚣张跋扈。而这个贾谧又要狂得更过分一点，居然就在太子面前无礼。

这一举动遭到了太子的亲叔叔、成都王司马颖当场喝止，然而贾后专权，司马颖虽然贵为当今皇帝的亲弟弟，也很快遭到报复：不久就被赶出了朝廷，“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鄴，转镇北大将军”。

这是非常典型的贬官，虽然邺城也是繁华之地，但从首都洛阳被赶出来，明显带着外放的意味。只不过司马颖毕竟是皇帝的亲弟弟，即便是被赶出了京城，维持体面的职位也还是该有的，因此，朝廷才会给了一个看起来很重要的“都督邺城军事”。

在当时的语境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北部战区司令”。在和平年代，这个头衔不过是一层光鲜的外衣，听起来好听而已。

只有身在后世的我们知道，乱世将至。

阴差阳错之间，贾谧的诋毁竟然给了司马颖乱世争雄的最大资本。

真正让乱世开启的，是贾谧在贾后面前的一番谗言。这些话，让贾后做出了废除太子司马遹的举动。

于贾后而言，废除并弄死太子不过是举手之劳。但这却让贾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误会：最大的威胁已被消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

她忘了东宫还有一支上万人的军队。

太子司马遹当年由晋武帝司马炎亲自选定。这么多年来，大晋朝的政治斗争虽然一再突破下限，但“太子是未来的天下之主”这一共识却为各方所接受。

朝廷出于对太子安危的担心，一直在不断加强东宫的安保力量。几轮斗争下来后。太子一系不仅未受牵连，反而还成了洛阳城里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守卫东宫的军队，已有上万人之多。

这支军队的天职从来都是保护太子。如今太子既已被杀，那么这支军队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只能是为太子报仇了。

谁能为太子报仇，
谁就有掌握这支军队的可能。

那谁会为太子报仇呢？是忠贞正直的朝中大臣吗？

当然不是，是野心家。

赵王司马伦就很有野心。

他是司马懿的儿子，于当今皇帝司马衷而言，已经是祖父辈的人物。这位位高权重的主儿人老心不老，虽然一把年纪却不甘寂寞，想要趁乱下水摸鱼。

他的智商不是太够，但这并不要紧，他身边还有一位贴心的谋士——孙秀，正好可以弥补他在这方面的不足。

太子被废以后，东宫的军队很快就找上了司马伦，请求拨乱反正。在孙秀的授意下，司马伦一方面答应，另一方面又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他们并不是真想解救太子，只是想利用这支军队——在这种目的下，死太子当然比活太子更有价值。

果然，贾后不久之后便杀了太子。这让司马伦有了充分的起兵理由，他自己此时掌握着洛阳北军，再加上东宫的军队，两支力量趁贾后不备攻入宫中，成功夺取了权力。

司马伦一夜之间跃上权力的巅峰。

直到此时，司马伦的行为依然具备合法性，虽然专擅朝政，但也能被各方接受和认可。

可贪心不足，几乎已经得到了人间所有一切的司马伦依然不满意，他还想更进一步：当皇帝 。

有这种心思也难怪，守着晋惠帝司马衷这么一个弱智，任谁都没有办法产生尊敬之心。更何况这个弱智还有着全天下最为尊贵的身份，司马伦难免会想， 为何我不能抢过来试试呢？

这种时候，当然会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比如，中护军、淮南王司马允——这个名字大家不需要记，只要记住他的身份是晋惠帝的亲弟弟就可以了。

晋武帝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除了弱智的晋惠帝司马衷和一些早夭的孩子外，其他的或多或少都还是有能力的。就像这位司马允，史书记载他“性沉毅，宿卫将士皆畏服之”，性格深沉坚毅，很得将士之心。

司马允坚决反对司马伦当皇帝。他认为天下毕竟是武帝的天下，你司马伦辈分虽高，也只是个远支宗室，皇帝的宝座再怎么转也转不到你的屁股下面去。

两人这种立场上的差别，最终演变成了军事冲突。

当时司马允任中护军，掌管着宫廷武装力量。司马伦于是将司马允升为太尉，想通过这种办法剥夺司马允的军权。

但司马允拿过诏书后，却发现这所谓的“圣旨”居然是孙秀自己写的。司马允大怒，随即发兵围攻司马伦的相府。

但在乱军之中，司马允落败被杀。

一时间，司马伦志得意满。他磨刀霍霍，逼惠帝司马衷退位为太上皇，自己登基做了皇帝。

司马伦此举，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反对力量。

首先发难的，是齐王司马冏。

司马冏之所以会跳出来，其实也是司马伦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当初诛杀贾后，司马冏也参与了政变。但事成以后，司马伦给自己的亲信全都升了官，对司马冏这个盟友却颇为小气，只给了他一个游击将军的虚职。

司马冏当时就很不满意，可孙秀却丝毫不care，竟然把司马冏赶到了许昌。亲王出镇地方，照例是要兼军职的，身在许昌的司马冏实际上就变成了晋朝的“中部战区司令员”。

如今司马伦篡位，司马冏觉得自己报复的机会来了。他效仿一百多年前的袁绍，发檄文讨伐司马伦。

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最先响应。他本来就是晋惠帝的亲弟弟，又因为得罪贾后党羽被赶出了洛阳。如今惠帝被废，就算是出于责任心，他也要加入齐王司马冏的讨伐队伍。

河间王司马颙有点反复，他本来是押宝赵王伦的，后来发现反抗的队伍不断壮大，才又改主意加入了齐王冏和成都王颍的阵营——这里要顺便提一句，河间王颙此时镇守长安，可以算是“西部战区司令员”。

齐王冏跟成都王颍于是一路招兵买马，几十万人浩浩荡荡杀向洛阳，赵王伦和孙秀则手忙脚乱仓促应对，两人又是占卜又是请神问道，巫师来了一波又一波，恨不得把天兵天将都给招来。

然而前线传来的消息却让双方都大跌眼镜：齐王冏和成都王颍的乌合之众完全没有战斗力，根本挡不住赵王伦派出去的正规军。

但乱世的滑稽和荒诞也就在这里，赵王伦的正规军赢得了战斗赢不了人心，前线有将领不想打仗，居然跑回洛阳跟朝廷说赢的是齐王。一时之间，洛阳惶恐。

齐王和成都王的联军由此站稳阵脚，开始反攻。赵王伦与孙秀在洛阳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以后，城内发生兵变，赵王伦与孙秀被杀。齐王冏率先进入洛阳。晋惠帝司马衷复位。

至此，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以齐王冏为首的联军中场获胜而告终。

相比起三国时代的战乱，八王之乱中的争斗似乎不忍卒视，权谋斗争水平拙劣不说，即便是战场争胜也毫无斗争美学可言。

双方的战斗，简直就像是两个黑社会团体在互砍，一顿乱刀下去，赢的不知道是怎么赢的，输的不知道为什么输了。

但真实的事实却是，大部分的乱世就是这样的。

在乱世之中杀伐纵横的，并不一定是都有水平和能力的。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些低水平的混乱，既没有乱出风格，也没有乱出水平。

那么，既然这是乱世中的常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

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一个乱世突然来临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率先参与其中？

有两种，第一种是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第二种是想要浑水摸鱼的。

刚才提到的四位亲王，他们就正好对应着这两种人。赵王伦和河间王颙是希望浑水摸鱼的，齐王冏和成都王颍则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

一般来说，这两种人会率先参与竞争。而这又意味着，率先入局的，并不见得就是真正有竞争实力的。

或者，这么表述更为准确：大部分时候，在竞争的初期，竞争者的水平都是相对低下的。

在低水平的竞争中， 位置 和 运气 相对重要：只要能卡个好位置，就意味着你有了先发优势；如果运气再好一点，那么可能一场胜利就能通吃全场。

不管是贾后早年的借刀杀人，夺取权力，还是如今赵王伦的废除贾后，以及最终覆灭，都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在其中。这让双方的斗争看起来十分具有戏剧性，赢的人莫名其妙，输的人不知所以。

但问题是，随着竞争的时间越来越长，高水平的选手总会逐渐下场，他们会将整个竞争水平拉升到一个新高度。到了那时，如果你还想继续在这个局里待下去，运气基本上就帮不了你了，你必须得有一定的能力。

一个例子是历代王朝末年的战乱。第一波引发战乱的，几乎都很难走到最后，不管是陈胜、吴广，还是黄巢、李自成。他们只是适逢其会，点燃了烽火，搅乱了局势而已。然后，只能等待真正的高手下场收拾残局。

一样的原因，为什么历史中的权谋斗争都发生在帝王将相身上，而几乎没有小官小吏什么戏份？

答案很明显，就是因为小官吏的斗争水平太低级。真正会斗能斗的，其实都在朝堂之上，那些才是千锤百炼的战斗精英。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单靠运气在一个赌局之中赚到了第一桶金，那么请不要迷信你的运气，更不要高估你的能力，及时抽身才是最好的选择。

否则，等到高水平对手下场之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终于进入八王之乱的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是惠帝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惠帝被裹挟着多次“御驾亲征”，受过冻挨过饿，近距离感受过杀戮，不止一次受伤，妻子还惨遭侮辱，最终自己又被毒杀。可以说除了被俘于敌外，惠帝几乎尝遍了历代帝王所能受到的所有委屈。

一切事情，都得从所谓的“三王义举”说起。

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围攻赵王伦的结果，是赵王伦兵败，齐王冏进京。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软禁在金镛城内的惠帝迎接回来复位——当时的惠帝可能并不知道，这不是他苦难人生的结束，而是开始。

在此次“三王义举”中，虽然兵士与普通百姓的死伤不在少数，但进行事后清算时，政治生态还算相对文明，毕竟无论输家赢家，姓的都是司马，而且赵王伦论起辈分，还是齐王冏的祖父一辈。因此即便赵王伦犯的是谋逆大罪，最后也仅仅赐了自尽——多少还是要给皇室留些体面的。

而且，这次死的司马并不多，除了赵王伦跟他的儿子们以外，就只有义阳王司马威。原因也很搞笑，是因为惠帝司马衷非要他死。

当时党附赵王伦的王爷们不少，齐王冏本打算全都饶过，但惠帝说“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就是司马威的小名，惠帝说赵王伦篡位时，是司马威掰着他的手指头抢了玉玺，不能不杀，于是司马威便领了便当。

但朝局却没有随着赵王伦的死而安定下来，仅仅一年多后，三王内斗所引发的乱局就再不可控。天下自此大乱，一直持续到八十年后，苻坚统一北方，中原大地才算是得到了短暂的和平。

赵王伦的势力被翦除后，多方达成协议：齐王冏在洛阳辅政，成都王颍和河间王颙各回驻地。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事实，这只是各怀鬼胎下的妥协。

其中，齐王冏因为首倡大义，而且率先入城，所以留在洛阳主持朝政。河间王颙本来干的就是政治投机的勾当，这回下注成功且收入颇丰，自然也开开心心的回他的长安，割据一方去了。

但其他人呢？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个安排的。

诸王在分好各自的地盘以后，陆续出京。出京之前，他们纷纷去武帝的陵前拜谒。在谒陵期间，有一些小细节被透露了出来，颇耐人寻味。

跟齐王冏一起去谒陵的，是新野王司马歆。在此次“义举”中，新野王歆收获颇多，不仅获封王爵，还得到了“都督荆州军事”的职位。

在晋武帝司马炎的陵前，新野王歆跟齐王冏说了这么一番话：“成都王颖是惠帝的骨肉至亲，如今同立功勋，论理也应该留他在京中辅政。如果不能的话，还是要早些削了他的兵权才好。”

这番话的背景是，成都王颍是惠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晋武帝的亲儿子。而齐王冏跟惠帝则是叔伯兄弟，两人的祖父都是司马昭。至于新野王歆，他的血脉就更远了，他父亲跟司马昭是亲兄弟。

从惠帝的角度来论，齐王冏只是疏亲，成都王颖才是至亲。如今成都王颍手握兵权，无论如何都是个隐患。所以，新野王歆才会跟齐王冏说这番“肺腑之言”。

不久之后，成都王颍也去谒陵了。陪着他的，是长沙王乂。两人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但却都是惠帝的亲兄弟。因此，长沙王乂是这么跟成都王颍说的：“天下是先帝的天下，还是要靠成都王您啊！”

言下之意是，这乃是我们家的天下，如今他们那些远亲把持着朝政，算怎么回事！

本以为从此就能天下太平，但当这些对话流传出来，洛阳官场胆战心惊。

果然没过多久就出事了，起源还是齐王冏。

齐王冏当初发檄文讨伐赵王伦的时候，成都王颍第一时间响应，但河间王颙却有些反复。他觉得赵王伦的赢面更大，因此便抓了使者，打算送到洛阳邀功。

只不过走到一半，发现局势不对，河间王颙才又重新掉转枪头，改为支持齐王冏，出兵攻打赵王伦。

而且河间王颙的出兵还特别没有诚意。军队从长安出发后一路磨磨蹭蹭，还没出潼关，齐王冏就已经进了洛阳。

河间王颙以极小的成本，做了一次收益巨大的政治投机。

这种行为，当然会让齐王冏有想法。而这些想法，又遭到了他人别有用心的利用。结果，就是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直至反目。

河间王颙从长安给洛阳的晋惠帝上表，要求辅政的齐王冏让位于成都王颍——多么典型的拉一派打一派。

那成都王颍是什么意见呢？用沉默表示赞同。

这也是齐王冏自己捅的篓子。在之前的动乱中，惠帝的太子司马遹和他的儿子们已经全部死于政变，至此，惠帝的直系子孙死的干干净净。这意味着晋惠帝一旦驾崩，那么不管从血脉亲近程度、实力大小，还是甚至于民间名望来说，成都王颍都是最有可能继位的——到时候，齐王冏的辅政也就做到头了。齐王冏很明显不想就此退场，于是找了惠帝的一个侄子来做太子。

成都王颍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没有明面上的理由，也只能隐而不发。如今既然河间王颙站出来反对齐王冏，那么他当然会支持。

本来，河间王颙在长安，成都王颍在邺城，两人都不在洛阳，齐王冏暂时还没有什么压力。但洛阳城里却有人坐不住了，长沙王乂居然首先跳出来，开始带兵攻打齐王冏。

双方在洛阳城里大战了三天三夜，战火从街面上一直烧到皇宫里。而惠帝在一众禁军的保护下，就这么看着不远处刀光四起血肉横飞，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三天后，齐王冏战败，连同儿子们一起被长沙王乂杀掉。“八王”中的第四位主角，就这么退场了。

但这次的和平，又只持续了一年多。

战后，大家又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平衡：长沙王乂取代齐王冏，主持朝政，但遇事需要征求身在邺城的成都王颍的看法。

可这种脆弱的平衡才持续了一个多月，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颍就又跳了出来，他们准备联手赶走待在洛阳的长沙王乂——有兵有枪的人就是不一样，从不都好好说话，一言不合就干架。

长沙王乂带着惠帝出征，可谁知道老巢却被端了。惠帝就这样在洛阳周围游荡了两个多月才得以回京。

但日子依然不消停，自此以后，长沙王乂再也不敢把惠帝单独留下来了，他到哪都要把惠帝带着，惠帝因此又跟着长沙王乂上了两次战场。

但晋惠帝终究不是护身符也不是吉祥物，到最后，还是没能保得了长沙王乂的性命。

整个经过说起来也很无厘头：双方野战了几场，最终长沙王乂被围在洛阳城里。

但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身在洛阳的东海王越率先反水，他把长沙王乂给关了起来，然后向围城的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投降。

张方这个时候已经准备撤了，突然发现城里投降，喜出望外，急忙进城，囚禁了长沙王乂，控制了局面。

而城里的人在投降后才发现，敌人实力一般，于是又有点反悔，就想把长沙王乂再劫出来。

张方见机不妙，先下手为强，杀了长沙王乂。

第五位王爷又退场了。

战后，惯例又到了分战利品的环节。

这次的结果，是东海王越取代长沙王乂执政，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颍各回地盘。但成都王颍这次又多分了点：他被封为皇太弟，带着公卿百官和仪仗回了邺城。

东海王越留在洛阳空守着晋惠帝，这场景一如百年前的汉献帝。

表面上看起来，东海王越是留下来辅政，但实际上，他守着的只有空架子一个，朝廷都被成都王颖带走了。

半年后，东海王越终于跟成都王颍闹翻，东海王越带着惠帝和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邺城。

但东海王越这次却把惠帝坑惨了，因为安保措施做得不好，惠帝脸上被射了三箭……

两厢一番PK之后，东海王越惨败。

东海王越兵败后，百官四散，只有侍中嵇绍一个人还守在惠帝身前。当敌军逼近时，惠帝大喊：这是忠臣，不要杀他！

但兵士却说，奉皇太弟（成都王颍）的命令，只不伤陛下一个人。然后手起刀落，鲜血溅到了惠帝的衣服上。

最终，还是东海王越又把惠帝送到了邺城。在这一战中，惠帝不仅自己受伤，身上染了嵇绍的鲜血，还丢了天子六玺。

但半年不到，惠帝在邺城就又待不下去了。

成都王颍因为跟别人打仗，输得底裤都掉了，只得撤出邺城，回到洛阳。在这里，他们又碰到了老熟人，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

绕了一大圈，惠帝终于落到了河间王颙的手里。

此后，成都王颍失去竞争实力，不久便被杀。第六王归位。

河间王颙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洛阳太远，还是长安好。因此，张方在洛阳抢掠了一番后，就带着惠帝撤回了长安。史载，“魏晋以来积蓄，扫地无遗”。

最终的对决，落到了河间王颙和东海王越身上。

此时八王之乱已近尾声。惠帝在被劫持到长安后，东海王越联络当时晋朝尚存的残余势力，发起联军讨伐河间王颙。

混乱前后持续了约一年时间。最终，河间王颙被击毙，惠帝被接回了洛阳。

不久后，河间王颙被杀。东海王越成为最后的赢家。

八个月后，晋惠帝中毒身亡，结束了他荒诞又痛苦的一生。

在我们普遍接触的历史中，晋惠帝是作为一个笑料存在的。

你只知道他的“何不食肉糜”，因此而取笑这个皇帝的不接地气和低能。但是，你若多了解一点这个傻皇帝的下半生，可能就会对他生出一些怜悯来。

他从来都只是一个招牌，就像那面驺虞幡一样，被人举着到处走，却从来没有人，真的关心过他。固然，他作为一个皇帝是不称职的。但这并不是他的错，是他的父亲硬生生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才让他的人生从此饱受苦难。

他也感受过痛，
因此才会留着嵇绍的血衣。

我们只是不知道，
他是否有过怨，
怨他的父亲一定要把他
推到皇帝的这个位置上，
让他终身痛苦不堪。

晋武帝司马炎这种强行将司马衷推上帝位的行为，是对整个国家的不负责。

同时，也是对司马衷的不负责。

在晋武帝那里，他很有可能会觉得，皇位是他给儿子的最大恩赐，是这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多少人争得头破血流都求而不得的最终梦想。

然而，人之蜜糖我之砒霜。晋武帝一厢情愿的把自以为世上最大的家业传给自己的儿子，却在十几年间便被糟蹋得干干净净。

并不是越多越好。

钱多就一定好吗？不一定。尤其是在骤然拥有一大笔财富以后，你既不会花，也不会管。这笔钱最终可能给你带来的改变，就是人生轨迹的陨落。

那么轮起来玩最大的可能，
就是把自己给砸死。

古往今来，关于传承的成功经验已经被总结提炼得十分成熟。正常的太子培养路径，从来都是：先教太子学习儒家经典、各朝历史；然后开始在官员的辅导下，由小到大接触政事，从涉猎具体事务再到全面负责，循序渐进，直到能完全接手。

其留学苏联12年，回国后从基层做起，在江西从赣县县长一直做到省政府委员。

其后，蒋逐渐开始接手全面工作，但也是从小做起：先主管国民党青年团；到台湾后，做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直到蒋介石病逝。

这才是接班的完整步骤。

远到汉武帝，近到慈禧培养光绪，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只有晋武帝，想要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

结果被现实撞得稀碎。

至此，八王之乱的整个过程终于回顾完毕。

所有的大江大海，源头都不过只是一捧涓涓细流。而纷扰了西晋王朝二十多年的八王之乱，一开始闪烁出的苗头则是晋武帝司马炎临终设计的那一系列制衡体系。

在晋武帝的设计中，各方势力相互牵制，谁也不能一方独大，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儿子能力存在缺陷，所以不得以采用的办法。

但这套反复交错的体系，却需要有一个最终裁决者存在，如此各方势力才能达到彼此牵制的效果。如果皇帝一旦缺位，那么彼此之间的矛盾就将不再是牵制，而会爆发成冲突。

所以晋武帝设计的制度其实是矛盾的：他想要通过相互制衡来保证惠帝的权威，但惠帝只有有权威才能保证彼此间的相互制衡。到最后，武帝要的制衡没有出现，权威也沦丧殆尽。

地方实力过大伴随着中央权威的丧失，必然会带来无休止的战乱，八王之乱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局。

由于晋武帝分封诸王，地方上的封王们得到了极大的权力，这是八王之乱得以爆发的最大乱源。

在晚清，这个过程则由太平军和曾国藩完成。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横扫东南各省，清廷应对无力，只得放手地方办团练。此后十几年间，各省督抚因为军事需要，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这在清初是不可想象的。

那跟曾国藩又有什么关系呢？

曾国藩对清廷固有体制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因军功升迁的官员上。因为战争的关系，湘军一系大量的随军人员因军功而获得升迁。他们虽然在战时以“记名”为主（有名无实），但在战后，很多人却实授官职。

到曾国藩去世时，天下督抚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他的门生故吏。督抚自清初以来两百多年间都是以满人为主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

汉人占据了地方要职，这像极了西晋分封地方的诸王。

西晋的这个过程，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链接见文末。当时，晋武帝托孤于杨骏和司马亮。但杨骏很快就赶走了司马亮，两人之后均死于贾后之手。贾后从此控制朝政。

这件事的危害，在于执政者丧失了传承自武帝的合法性，这是事态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则是几年以后，因为贾后淫乱一事，朝政再起纷争。最终，赵王伦毒杀贾后，逼惠帝退位。从此，朝廷的权威荡然无存。

对比清末，大概也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戊戌变法所暴露出的帝后二元结构的分裂。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因为变法问题产生巨大的矛盾。最终，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慈禧谋废帝另立而未果。

接下来，是庚子拳乱后的东南互保，这对中央权威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到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各省公然抗诏，朝廷已无可奈何——而且最终也还是靠东南各省保存的实力，才得以平息时态。

第二个阶段，是慈禧之死。从此，朝廷再也没有能镇得住地方督抚的人物。局势的崩溃已成必然，所欠缺的不过只是一个导火索，来打破平静而脆弱的平衡。最终，这个导火索的任务由武昌起义完成。

各个势力之间，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内斗，甚至于自己打不过了，就找外人来帮忙。结果中华大地变成了外国人的战场。

五胡乱华和抗日战争。

当然有。你看，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明明已经发生过一次，之后又再发生了一次，而且连格式都几乎一模一样。如果这样都没有办法给你借鉴，那就真的聊不下去了。

这种历史的镜像，当时不是没有人看到过。1909年，英国驻日公使拜访病休在家的伊藤博文。聊及东亚之事时，伊藤对中国局势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清国朝廷过于衰落，其权威已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的存在，又加速了地方分离的倾向。

半年以后，伊藤博文访问东北，与东三省总督锡良以及奉天巡抚程德全再一次论及此事。他说：

……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

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三天后，伊藤博文于哈尔滨遇刺身亡。这番话，可以看做是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不幸言中。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你所经历的苦难、彷徨，甚至无助，于你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样的事，在历史中却是反复发生，无穷无尽的。

而历史的意义也就在于此。我们固然不可照搬曾经的经验，但过去的故事，总归能在我们解决目前的困境时，提供一些帮助和思索。

就像瑞·达利欧在《原则》中说过的：

这个现实传递给我的信息是：“你最好弄明白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其他人身上发生的事，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不知道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而且一旦发生在你身上，你将不知道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