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传承

发表自话题：玄武门之变的残酷

唐高祖的形象淹没在他的儿子太宗的光辉里。太宗历来被认为是明君的代表人物，而与他竞争皇位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则被描述为嫉贤妒能、道德败坏的平庸之辈，甚至官方史书还暗示他们跟自己父亲的妃嫔有不正当关系——实际上李世民自己在男女关系上反而更加恶劣，至少更加明显，比如他抢了自己弟弟的媳妇和族人的老婆。然而，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李建成绝非平庸之辈，至少很多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物，比如忠诚于他的魏徵、王珪等，后来成为贞观朝的重要大臣。如果李建成真的是个不堪的人物，就令人难以理解了。不管如何，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政变，把李世民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通过竞争乃至宫廷革命的方式夺取皇位的做法，给太宗的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太宗到肃宗，长达一百多年，皇位几乎没有在和平之中传承过，几乎每一次的皇位继承，都伴随着竞争、阴谋和屠杀。在这种模式下，预立的储君无一能和平继承皇位，如隐太子建成、恒山王承乾、燕王忠、孝敬皇帝弘、懿德太子重润、节愍太子重俊，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真正继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

《仪卫图》（局部，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画）

唐代前期的贵族制社会也给这种宫廷革命创造了条件。贵族大臣们通过政治投机，保持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重要表象。传统皇位传承，以嫡长子继承为常态，非嫡长子继承为特例。而唐朝前期近一百年的皇位继承，不但不是嫡长子继承（继承皇位的没有一个嫡长子），等到武周代唐以后，连武、韦等具有特殊地位的贵族都能作为皇位继承人选。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大臣贵族各拥彼此，从内廷到外朝，由中央而地方，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宫廷革命为夺权手段，以实力左右皇位传承。在李世民的夺权中已是如此。李世民在大业九年（613），就娶了实力显赫的长孙家族的女儿为妻，岳父是隋朝大将长孙晟，小舅子就是后来高宗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高祖时代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官位也不高，但是在太宗即位后，立即被擢升为宰相，凌烟阁图形也位列第一。他之所以被拔擢，不是因为他在内战中为李唐的建立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而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他不是高祖的功臣，而是太宗的功臣。长孙氏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孙氏亲自鼓舞秦王府兵的士气，而长孙无忌不但出谋划策，而且亲临现场。长孙无忌和长孙氏从小被舅舅高士廉抚养长大。高士廉出身渤海大族，从北魏到隋都是高官，属于世家大族。高士廉也因此全力支持自己外甥女婿李世民的政变。在玄武门政变时，高士廉担任雍州治中，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在政变当天，他释放囚徒，发以兵器，伏于芳林门。芳林门（在玄武门之西）进可攻击玄武门之敌，退可守秦王府，再次可自此门退往洛阳，是李世民政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尉迟恭墓志（陕西醴泉县出土）。尉迟恭是参加玄武门政变的重要人物。

彩绘武服陶俑（唐代，陕西礼泉郑仁墓出土）。墓主参加过唐高祖李渊的晋阳起兵和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死后陪葬昭陵。这对俑分别身穿武官礼服及铠甲。

隋灞桥遗址（这里曾是东西交通的要道）

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的模式，是贵族子弟参与皇位竞争者的幕府。隋代和唐朝前期，皇室子弟封王开府，有一套庞大的幕僚班子，而且亲王在经济上的实力也很强，这奠定了他们争夺皇位的基础。何况，李世民在唐朝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争中积累了巨大的名望，也从隋末群雄的各个阵营收编了大批的文人武将，这些人也攀龙附凤，希望自己的府主能够登上皇位。种种的条件，造成了李世民以武力夺取政权，并且奠定了一种通过宫廷革命完成权力传承的模式，对此后一百多年都有深远的影响。直到贵族政治渐渐衰微，加上玄宗上台后对东宫王府机构的大力改革，此后皇位继承的模式才发生了变化——从宫廷革命转换为宦官拥立。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武德年间，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组织，比如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太子的东宫；齐王的齐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等。他们的命令跟高祖的命令混杂在一起，都具有权威，“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资治通鉴》卷一九〇）。连政府机构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以至于谁的命令先到，就按谁说的办。在地方上，他们也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陕东道大行台官员基本上听命于他。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势力范围，可以在东宫和幽州地方之间自由进行官吏流动，甚至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处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补东宫长上。玄武门之变后，幽州和燕王李艺很快便反，足以说明他们是拥护建成的。而率军猛攻玄武门者，就是从幽州调来的薛万彻。李元吉则一向担任并州地方长官。他们在用人上，也有各自的选择。李世民所选拔的洛阳官吏如屈突通、温大雅、张亮、淮阳王道玄等，后来证明都是李世民的私人。而李建成征刘黑闼后，以自己的亲信庐江王李瑗守幽州，而将亲信原幽州守将燕王李艺调入长安任左翊卫大将军，薛万彻调入东宫任副护军。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私人军队，整个武德年间，可以说唐朝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国家化，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忠诚于自己的嫡系部队，比如李建成私自招募“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主力也是他的秦王府勇士八百人。

唐代墓道壁画中的兵士形象

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实际上是处于下风，可以说是危在旦夕，这也是他不得不冒险一击的原因。李建成并无大过——很多是后来李世民编造的——而且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谋臣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等很早就提醒他防备野心勃勃的弟弟李世民。李建成也在地方和中央深耕广播，势力雄厚。就首都长安的力量而言，东宫兵和齐王府兵的军力远远超过秦王府的兵力。如果不是李世民偷袭成功，后果很难预料。实际上即使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闻讯赶到的东宫、齐王府兵也让秦王府的势力感到巨大的压力，其“兵锋甚盛”，击溃了屯守在玄武门外的屯营兵，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秦王府的兵将只好紧闭玄武门。在政变之前，李世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政变失败，就率领众人逃出长安，退守自己的大本营洛阳，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大批人马去洛阳安置了。

三彩釉陶胡人骑卧驼俑（唐代，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此俑为胡人骑于卧驼上牵缰起身状，据考，驼首高昂是唐代骆驼雕塑的典型特征。

李世民政变的主要武装力量，是秦王府勇士八百余，以及长孙王妃的舅舅高士廉的囚徒兵。他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是挟持高祖，二是消灭另外两个继承人。此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李世民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带领秦王府兵将进入玄武门埋伏。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提前收买了当天值班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结果被李世民所收买。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正因为是常何当天值班，所以李建成并不怀疑有什么问题。结果当李建成、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就遭到了李世民率领的秦王府势力的狙击。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着杀死了齐王。虽然东宫和齐王府兵也赶到了玄武门，但是无法进入。而此时，尉迟敬德带兵挟持了唐高祖，并且将太子、齐王的人头出示给东宫、齐王府的将领们看，示意此时再战无益，于是“宫、府兵遂溃”。控制局势的李世民派遣原李建成的旧属裴矩到东宫安抚，并用高祖的名义下令停止在长安城内各处的乱战，大势遂定。

三彩釉陶三花马（唐代，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据说这种做法还是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三花不仅是装饰，还是良马的最高标志。

太宗用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亲兄弟子弟，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全部诛杀。不过太宗通过自己的例子为以后的皇子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们没有人指摘太宗得天下的手段毒辣，全都景仰太宗是对内对外的成功者。他们认为夺嫡不只是可通之路，而且是成功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太宗是夺嫡成功最好的榜样，希望成为太宗第二。到了太宗的晚年，他将面对同样的局面，魏王泰完全仿效太宗秦王时的作风，企图挑战太子李承乾的地位，最终酿成贞观政局的巨大变动，最为强势的太子李承乾被杀、魏王李泰被废，皇位落入了本来毫无希望做皇帝的李治手中。李治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又将李唐的江山送到了武则天手中，李唐经过三代就中衰，皇位落入异姓之手。历史的连环性，通过活生生的人的表现，生动地呈现出来。

李建成墓志。唐太宗李世民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上下权衡之后最终将李建成谥号定为“隐”这个中谥，是向天下人做出一个政治姿态。谥法曰：“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赠太子建成。”

李世民誉长孙皇后为“嘉偶”、“良佐”，并筑气势恢弘之墓以观望怀念。

而对于高祖而言，在太宗政变之后，就退隐成为太上皇，除了偶尔参加宫廷礼仪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此后高祖和太宗的关系如何，我们知之甚少。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指责太宗不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而且年迈的高祖当时已经被迁到狭窄的大安宫居住，条件似乎不是很好。马周还指责太宗在炎热的夏天自己去避暑，却不带上高祖。高祖635年去世了。很有意思的是，太宗为父亲修建的陵墓，明显地小于他为自己和妻子长孙皇后修建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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