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流落朝鲜：从遥远西域高昌走出去的畏兀儿人家族

发表自话题：元朝的历史背景

　　蒙古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巨大的影响。西域众多民族都在元朝定下身份，此后几百年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其中，元朝以前几百年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回鹘人，这时分散成几块。回鹘人原来的政权、文化、风俗都已经瓦解，或者和其他民族结合。例如在元朝，回鹘的称呼变成了畏兀儿，但元朝以及明朝的畏兀儿，和后来民国时期正式定名的维吾尔还不完全一样。今天的维吾尔民族，当时大多是被纳入回回这一群体中，而宋元时期出现的回回，并不止一个民族成分，包含众多西北穆斯林，事实上，个别回回甚至还不一定属于穆斯林，可也被称呼回回，例如有一些西方犹太教徒，有时就被误认为回回，这是中原人辨认不清导致的。话说回来，后来的维吾尔民族形成，或许多数未必源自最初的漠北回鹘人。尽管追溯历史，包括词语由来等方面，大都认为维吾尔族祖先就是历史上的回鹘人，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头晕的话题，但有必要追究一二，因为也和本文有一定关系。

　　一、从回鹘到畏兀儿之演变

　　首先，多数人都知道，历史上回鹘人最初叫回纥（和今天维吾尔读音近似，但实际上是古突厥语），来自漠北，也就是蒙古高原，和新疆这片土地原本一点关系没有。而回纥的祖先最早认为是匈奴属民的丁零人。丁零人究竟长什么样，是匈奴民族还是什么其他民族已经很难说清，但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个丁零首领却是从中原汉朝投降过去的汉人——卫律，这个卫律被匈奴单于安排去劝降汉使苏武，被苏武骂的狗血喷头，这个故事比较出名。后来，丁零人慢慢演变成了铁勒，往西的一部成了高车，高车是中原人的称呼，因为他们迁徙游牧大多使用高车这种交通工具，正式称谓是“敕勒”，著名的《敕勒歌》就是来自于敕勒人歌咏游牧生活。需要说明的是，这几支源远流长的部落也不全都是回纥人祖先，回纥也仅仅是高车或者敕勒的一支发展而来，这在《旧唐书》的《回纥传》，《新唐书》的《回鹘传》中都有明确记载。

　　其次，回纥成了回鹘是其中一个亲唐的武义成功可汗，名字叫药罗葛顿莫贺达干的在唐德宗时心血来潮改了名字，据说是十分喜爱“鹘”这种珍贵的猛禽，并不是族源和名称发生了变化（准确地说，就是汉文翻译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读音并没怎么改变），实际上，从回纥到回鹘，可汗嫡系药葛罗家族发生了改变，因为牟羽可汗移地健虽然吸收唐朝许多文化，包括接纳摩尼教，但实际上他却是回纥汗国历史上几乎唯一一个由始至终“反唐”的可汗。所以，不管从宗教问题还是反唐的问题，牟羽可汗尽管颇有政绩（对辖戛斯地区的征服）但最终被他封的宰相、堂兄顿莫贺达干联络贵族诛杀，可汗传承后来转到顿莫贺达干一系。从此，回鹘药罗葛王室家族据说血脉一直没断，今天仍然存在于裕固族中，另外，其他部落氏族也都在不断壮大，所谓回纥N姓，早期称九姓、后来十姓，再后来称内多少姓，外多少姓，总之很繁杂。

　　唐朝后期，回鹘人迁往西域是受到了日益强大的西北辖戛斯部落攻击，这是明白无疑的一次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这一攻击造成了比较稳固的回鹘政权分解，迁往西域以后，分散的部落各自与当地突厥后裔融合。因此，迁往西域的回鹘人和迁往河西的回鹘人也都发生了变化，河西的回鹘人后来纳入党项人中，成了西夏王朝的主要民族之一。而进入西域的回鹘人则进一步分化，甚至各自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也正是后来维吾尔这一称呼和这一民族形成最大的疑惑。

　　历史上，西域境内最先接受伊斯兰教的是位于喀什噶尔和中亚一带的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的民族成分在史学上争议很大，不过多数意见认为应该就是回鹘人的一个分支。但最初建立这个王朝的主要领导者是样磨人，样磨人和出走的安西回鹘，以及西域境内的突厥部落分支葛逻禄人汇聚成了所谓喀喇汗人，中原称之为黑汗人，甚至有时被误会成大食人。总之，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喀喇汗王朝存在了一百多年，随着不断壮大版图，也一直在进行民族融合，例如征服李氏于阗国。但是，后来蒙古西征以后包括整个元朝，这一大片接受伊斯兰教的民众，他们只被称为回回，而真正出现畏兀儿这一称谓的是对东部高昌地区的回鹘人，高昌回鹘几乎是伴随喀喇汗王朝并存的另一个西域政权，也是真正回鹘王室药葛罗家族前往立足的所在。由于高昌回鹘君主拥护蒙古人，被封为亦都护，这也是一个由早年突厥沿袭下来的称呼，过去叫“叶护”。一如蒙古大汗的皇后称为“哈敦”，也是突厥语沿袭下来的，突厥可汗，包括后来契丹君主的皇后，都叫“可敦”。

　　今天，我们通过《元史》或《新元史》这样的史书，知道元朝有许多著名的畏兀儿名人属于回鹘后裔，但他们身上似乎缺少少数民族的粗犷色彩，反而多数像汉化的知识分子，如忽必烈身边的心腹廉希宪，精通儒家理学，被人称为“廉夫子”；如鲁明善，是著名的农业学家，也是著名宫廷膳食营养学家；如贯云石，是元朝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可当时的回回中例如阿合马（出生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桑哥（桑哥的民族成分还有争议，波斯名著《史集》说他是畏兀儿人，但由于他是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的弟子，也有说他出身藏族部落，甚至是吐蕃王朝赞普的直系后裔），他们也受到忽必烈器重，精于理财算计，是过去西域胡人的典型特质。除此之外，今天被维吾尔族奉为古代大学者的《福乐智慧》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他正是生活在喀喇汗王朝前期，他出生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历史名城托克马克，后来他客死异乡，安葬在喀什噶尔。以今天的眼光看，似乎应该把玉素甫列为吉尔吉斯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和后来的维吾尔族或许就没什么亲近关系，因为吉尔吉斯人历史上正是辖戛斯部落的后裔，而辖戛斯人正是打败回鹘人导致他们汗国崩溃西迁的敌人。

　　历史是一门科学，探寻真相有时往往让人费解，似乎从文化亲近与生活习惯看，今天的维吾尔民族主体形成更像以当时的回回为主，不论生活地区分布还是成为穆斯林这一特质都是先决条件，而当时高昌一带的畏兀儿人在蒙古元朝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成为穆斯林，蒙古元朝的宗教政策一度是开明的，到了察合台汗国后期才以武力迫使所有民众信教，这里的畏兀儿人才被影响也成了回回。明清时期，西域主要民族之一哈萨克人已经形成，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吉尔吉斯也基本形成，多数时候被称作布鲁特，乌兹别克也基本形成，一般称为安集延或者浩罕，而中国史书上的畏兀儿称呼虽然存在，可他们仍然被称为回回，甚至清朝称呼维吾尔民族生活的地区为回部或回疆。例如哈密回王和库车回王都是维吾尔族，但冠以回回的称谓，维吾尔族是到中华民国才正式确立的。

　　二、高昌回鹘人与畏兀儿偰氏家族

　　在蒙古元朝时期，高昌一带仍然是回鹘人最主要聚集地。如果从唐末五代时期回鹘进驻高昌算起，这里的回鹘政权已经有300年历史。伴随王室，高昌还生活有不少回鹘贵族大姓，这里专门要谈到的是偰姓（偰，音谢），他们的祖先曾居于偰荤杰河上，为不忘本，所以就将偰为子孙的姓氏。偰氏祖先在回纥汗国时期就有做到宰相级别的如克直普尔，达剌罕，被赐封阿大都督，后来被加封为太师。

　　回鹘汗国被辖戛斯打败后，偰姓家族随药葛罗王室西迁高昌，慢慢发展为世家大族。蒙古成吉思汗崛起，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于1209年率先拥戴成吉思汗，杀了当时西辽末期派驻高昌的少监，成吉思汗派遣使臣按力不也和奴答拜前往高昌奖赏。亦都护大喜，便派官员别吉思和阿邻帖木儿二人去朝觐成吉思汗，表示“自今而后，愿率部众为臣仆”。或许正是蒙古人大批涌入，读音发生转变，回鹘成了畏兀儿。随后，许多高昌回鹘人跟随几代蒙古大汗南征北战，例如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参加过成吉思汗西征讹答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帖木儿车站东北）、镬沙（今塔吉克斯坦瓦赫什河中下游平原）和你沙卜里（今伊朗东北部内沙布尔）等地的战役。他的畏兀儿军经常担任先头部队。1226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又跟从成吉思汗征西夏，成吉思汗去世不久，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也病故。新大汗窝阔台将阿剌真公主嫁给入朝侍奉的继任亦都护，也就是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长子怯失迈失。蒙古大军加快统一中原的步伐，畏兀儿人也随军进入中原。1258年（元宪宗八年）夏，蒙哥大汗伐宋进抵六盘山，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的孙子，第三位亦都护马木剌的斤率畏兀儿军万人从征。1259年春，大军进攻合州（今四川省合川县），蒙哥在钓鱼山中流矢暴毙撤军。马木剌的斤参战有功，回火州（今吐鲁番高昌故城）后病逝。

　　1266年（元至元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马木剌的斤之子火赤哈儿的斤嗣位为亦都护。1269年，窝阔台嫡孙海都在他掌控之下的塔剌思河畔，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塔剌思是中亚名城（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唐代称怛逻斯，为石国大镇，玄奘取经时曾经过这里，后来归于花剌子模。这次西北诸王大会，和元朝形成割据之势。1272年海都扶植倾向于他的都哇为新的察合台汗，并联合拔都家族的忙哥铁木儿一起反对忽必烈。1275年（至元十二年）都哇等领兵12万包围火州，逼迫畏兀儿亦都护投降。火赤哈儿的斤答复说：“吾闻忠臣不事二主，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也。”都哇围火州半年，攻城不下。射箭书给火赤哈儿，提出要娶亦都护女儿为妻作为撤兵的条件。由于城中粮食将尽，为救百姓性命，火赤哈儿将女儿也立亦黑迷失别吉从城上吊放到城外。都哇得到也立亦黑迷失，解围而去。事后，火赤哈儿的斤到北京朝觐皇帝，忽必烈嘉奖他守火州的功劳，赏赐已故贵由大汗之女巴巴哈儿公主为妻，又赐钞10万锭赈济百姓。火赤哈儿回到火州，屯田于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但不久海都、都哇的军队突然袭击，火赤哈儿寡不敌众，力战而死。

　　海都与忽必烈之间的拉锯持续了40多年，直到海都去世后，他的儿子察八儿坚持了几年终于决定向元朝投降，他与都哇一起前往大都，这时已经是成宗大德六年。元朝政府稳定西域后，察合台汗国后王吞并了高昌地区，但仍然给亦都护一家极高的地位，由于亦都护王室家族被分离，不再镇守，许多畏兀儿世家大族也都陆续迁往中原，最远的甚至到了云南。其中，偰姓家族在西域和亦都护嫡系一直关系密切，地位也非同一般。如前面说到蒙古第一代高昌亦都护主动投诚，这个劝说亦都护杀西辽少监投诚成吉思汗的就是偰氏家族的仳里伽帖木儿。他自幼聪颖，十六岁就承袭了国相职位，因为他对蒙古的功劳，另外赏赐明别吉（一个蒙古贵族女子）。不过，他太受蒙古器重，反而遭到其他畏兀儿大族怀疑，后来郁郁而终。死后，高昌百姓都十分怀念。仳里伽帖木儿的弟弟岳璘帖穆尔也是高昌偰氏家族主要的成员，也是进入中原最重要的一支。

　　岳璘帖穆尔文武双全，十五岁起为蒙古质子，随从成吉思汗大军南征北战，立功以后被封河南一带达鲁花赤，佩金虎符，地位甚是尊崇。他有十个儿子，以都尔弥势和合剌普华最为著名。都尔弥势曾经随名将伯颜伐宋，参加过最艰苦的襄阳大战。之后丁家洲大战，都尔弥势为先锋，大破宋朝丞相贾似道的水军。后来在两个回回丞相阿合马、桑哥当权期间都能恪尽职守，不阿附权贵，敢于直言，深得皇帝忽必烈称赞：“唯卿与阿里言事，能称朕意尔。”他的弟弟合剌普华也是才学过人，畏兀儿文化和汉人儒家学问都很精通。在伐宋战争中，他为漕运使，保证军需供应。后来得罪了阿合马，放逐边远之地。在元朝征讨占城时，奉命护送粮饷，在路上遭到围攻，力战而亡。

　　合剌普华有两个儿子，长子偰文质，次子越伦质。或许正是在合剌普华贬官广东时，偰氏家族有了生活在南方的一支。偰文质主要担任也是钱粮方面的地方官，治理地方颇得名声。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偰玉立，次子偰直坚，三子偰哲笃，四子偰朝吾，五子偰列篪，这五子为偰氏家族在元朝最风光的一代，号称“五子同登进士”，一门荣光。偰文质的兄弟越伦质没有为官就身亡，但他留下儿子善着也中进士，后代也颇有声望。

　　另外，岳璘帖穆尔的堂兄弟撒吉斯一家也是进入中原的偰氏家族一支。撒吉斯曾经随蒙哥大汗攻打四川，他建言蒙哥乘机进军江南，必能成就大功。蒙哥十分赞赏，因此派出忽必烈攻打武昌，塔察攻打淮安。蒙哥死于合川，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塔察统帅兵马一度举棋不定，撒吉斯好言相劝促使塔察支持忽必烈，忽必烈登位以后加封撒吉斯为北京宣抚。

　　通过以上一番梳理，可以看到偰氏家族进入中原的大体脉络，随着元朝的衰弱，偰氏家族真正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就是一门五进士的偰玉立兄弟。

　　三、偰氏流落高丽朝鲜与充当中朝使臣的背景

　　偰氏家族到了偰玉立父亲时，已经远离了祖宗的征伐，开始充任文官。因此，延祐年间（1314～1320）偰玉立中进士，据说为延佑五年，先后任翰林待制，国史院编修，甚至为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事。元顺帝至正九年

　　（1349年），元朝不知不觉到了末期，各地义军风起云涌，他以正议大夫充任泉州路达鲁花赤。

　　由于形势严峻，偰玉立在泉州任上，也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城防建设上。他见谯楼瓦腐木朽，拨款修建，并发动当地一些有钱人捐助。费时三月，谯楼恢复旧观。当时同安、仙游等地“流贼”时常骚扰泉州，为加强防范，保护民众不受骚扰，至正十二年，偰玉立决意拓城。他将罗城南墙向南推进，与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知州游九功所筑“东自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的翼城连接成新罗城，内外都用石头垒筑。改镇南门名德济门。废通津门，又在临漳、德济门之间建南薰门。偰玉立在扩城同时，疏浚城壕，并在旧罗城南濠两岸砌石，作为内濠。

　　偰玉立为官能体察民情，兴举废坠，修造桥梁，赈济贫苦，做了不少得民心的好事。当地清净寺供天的银灯和房屋寺产被窃被占，寺庙废坏。教徒到官府控告，多年不得解决。这一年，闽海宪金赫德尔行部至泉州，清净寺教长夏不鲁罕丁、都寺舍剌甫丁、哈怫卜又率领众教徒投诉，赫德尔命偰玉立负责办理，偰玉立很快征回旧物，教徒大悦。偰玉立又倡议并主持清净寺的重修工作。里人金阿里独力捐资，寺宇焕然一新。至正十年，偰玉立主持重修泉州文庙明伦、议道二堂和西庑斋舍、先贤祠等，也得到百姓称赞。因此，泉州人民很敬重他，在城东和桥南二处立祠奉祀。在政事之外，偰玉立还留心考求地方志乘。南宋淳佑《精源新志》（又名“后志”，成书于淳祐十年）以后，泉州方志已经百年失修，当时朝廷开修宋、辽、金三史，征集各地方志，泉州独缺。偰玉立感到“是邦古今政治沿革、风土习尚变迁不同，太平百年，谱牒犹有遗逸矣。今不搜集，后将无征”，所以亲自主持《清源续志》编纂工作，聘三山（福州）文士吴鉴具体负责，考求图志，搜访旧闻，编辑成书。另外，泉州是元朝最大海港，舶司所在，旅行家汪大渊当时冬天再次来泉州，偰玉立知道他多年游历海外，熟悉海外诸国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就请他撰《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

　　偰玉立重视传承文化，因为他本身工诗书，好山水，遍游泉州名山古迹，留下许多吟咏题刻。他曾著有诗集《世玉集》，部分诗歌散佚在顾嗣立《元诗选》里，其中《游晋溪》、《清源洞》、《天风海云楼》等写春日郊游和秋天抒怀，笔法自然清新。

　　偰玉立的兄弟偰哲笃，累任中顺大夫佥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吏部尚书、参政知事。偰哲笃与马祖常、欧阳玄、许有壬、黄溍等著名文士为同年。偰哲笃也善诗，以文学显名，所存《题赵千里〈夜潮图〉》中“风涛汹涌千霍发，拍岸翻空倒银阙。雁声惊起一江秋，万里无云挂明月”。描写秋江夜景，气势磅礴，颇具特色。他还曾担任过《辽史》提调官。到偰哲笃的儿子偰百僚的时候，他们举家东迁高丽国，后来的子孙长寿、眉寿、耐、振等多次代表高丽、朝鲜出使明朝，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导致偰百僚东迁高丽的最初原因，却正是他老爸偰哲笃在朝廷惹来的风波。偰哲笃一度做到尚书和参政知事的官衔，算是地位颇高，可惜当时百年元朝到了积重难反的地步。“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在元朝末年社会上流传的这首《醉太平小令》中，将“变钞”、“钞买钞”说成导致红巾军大起义的“根源”之一。此次“变钞”指的是至正十年（1350）变更钞法，这个建议与实施者就是当时吏部尚书偰哲笃。偰哲笃的变更钞法的建议是在元末财政危机严重的形势下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当时岌岌可危的朝廷困境。偰哲笃“建言更钞法”，元顺帝“命中书省、御史台、集贤、翰林两院之臣集议之。”在讨论中，受到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等人的反对，双方发生激烈争辩。这次争议的结果，因偰哲笃等得到丞相脱脱的支持，新钞法得以实行。偰哲笃原拟使交钞与铜钱子母相权并用，来达到抑止钞价贬值，以实钞法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几年之间纸币急剧增加，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偰哲笃所推行的钞法以惨败而告终。《元史·食货志》记云：“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民最后连铜钱也不用了，开始以物易物，纸币更是信用破裂，几成废纸。偰哲笃钞法改革遭到惨败是必然的，后来的风波结果导致民变四起，脱脱镇压受到指责，一门被陷害，对偰哲笃也翻出理财失败的旧账，遭到了牵连。

　　当时，偰哲笃的儿子偰百僚（1319～1360）已经当官。偰百僚是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进士，任翰林应奉、宣政院断事官、端本堂正字，为皇太子讲授经学。因丞相哈麻与其父偰哲笃有恩怨，在清算偰哲笃的时候，自然偰百僚遭忌，出守单州，丁父忧，寓大宁（热河平泉)。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克上都，逼进大宁，偰百僚对元朝尽管有遗憾，但为了避免陷入红巾军的大乱中，携家眷子弟逃至高丽。当时王氏高丽与蒙古元朝有联姻，所有高丽国王都有一个蒙古王妃，国王受元朝册封，甚至不少高丽人当时都起蒙古名字，例如建立李氏朝鲜王朝的李成桂之父李子春，蒙古名字叫吾鲁思不花。当时的高丽恭愍王（1352～1374）曾经在元朝侍奉太子于端本堂，偰百僚曾为皇太子讲授经学，与恭愍王也有比较亲近的关系。所以，他逃亡高丽后，高丽对其待遇很不错，封高昌伯，改富原侯，更名偰逊。其实，除了偰百僚和高丽恭愍王有交情这一点外，当时因为脱脱丞相牵连事件，还有不少人都因各种原因迁居高丽，例如边安烈也是。边安烈（1334-1390），十五岁就侍奉脱脱，能文能武，为武科状元榜首，后来护送最后一个蒙古公主出嫁高丽王，边安烈和兄弟边安绪，还有侄子边肃都陆续定居高丽，边安烈还由恭愍王亲自选定妻室，深受器重。

　　正因为高丽与蒙古是铁杆的联盟，当时红巾军也曾攻入高丽国，还一度攻陷西京平壤，不久退回，跟着再次反击，打下开城，导致恭愍王狼狈逃亡，高丽国本身也激发四处民变。这时李成桂逐渐因镇压民众和打击红巾军崛起，而偰百僚已经于元至正二十年（恭愍王九年1360年）卒于松京典牧洞私第。这一家来自遥远西域高昌的畏兀儿人子孙先后出仕高丽、朝鲜，其家族绵延至今，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读来也让人倍感唏嘘。

　　偰逊自幼接受西域和中原两方面的文化熏陶，对汉文文史典籍和华夏文明有深入的认识。在江南时就以写作汉语诗文与友人交流，但当时尚无大的影响。他流落到高丽之后，他将自己的诗作结集成《近思斋逸稿》，于是诗名大振。虽然收入了不少在高丽的思乡之作，但主要内容还是在中原的作品。如他的代表作《山雨》，写了内心的凄凉苦寂，隐含对时局的忧患：“一夜山中雨，林端风怒号。不知溪水长，只觉钓船高。”就诗本身，形象生动，语调明快，又写得十分含蓄。偰逊在一生的最后时刻，写下倾吐心曲的《记梦寄简朝中故旧》：“于穆宣文阁，雍容端本堂。梦中犹昨日，觉后是他乡。万死心如铁，三年鬓已苍。生还倘能遂，甘老校书郎。”十分明显，他在高丽避居的岁月中，故乡之思的浓烈情怀始终不减。尽管偰逊在元代诗坛可能没有多大名气，但在韩国文学史上却有他的一席之地。韩国汉文古诗总集《箕雅》中就收录他的诗作，《韩国历代诗话类编》中收录了对偰逊诗作的评论。韩国古籍《壶谷诗话》将偰逊诗作风格概括为“哀抗”、“雄奇”。《搜文琐谈》则称他的诗歌“平易写景而语实”，“含蓄意思而言语皆虚”，“能道人所未道”，都给予很高评价。可借，偰逊的诗集《近思斋逸稿》已经散失，有学者从韩国文献里只辑出偰逊诗数十首。在汉文典籍中，也只能见到《明诗综》中收录的五言绝句《山雨》。《明诗别裁》中在收录《山雨》的同时，有“纯乎天颓”的评语。

　　偰逊的长子偰长寿也是诗人，在韩国汉语古诗总集中收录他的诗作约有10首，也表达了游子隐逸、怀乡念旧的情怀。偰长寿出生于元顺帝至正元年，至正十八年跟着父亲偰百僚迁居高丽，是刚步入青年时期。然而到高丽仅两年偰逊就病故，对偰长寿来说，流亡海外，父亲身亡都是重重打击。他随后参加了高丽国科举考试，在高丽王辛禑在位的时候，逐渐受到重用。这时，李成桂已经掌权，逼辛禑传位给儿子辛昌以便控制，不久又废了辛昌扶立王氏后裔王瑶，偰长寿参与其中，被誉为“中兴九大功臣”之一，拜三司事（相当于宰相）。

　　李成桂在明太祖后期夺了高丽王位，建立朝鲜王朝，继续启用偰长寿，还加封燕山府院君，可见地位。李成桂一反高丽亲蒙古的政策，变为亲明朝，就连朝鲜这一国名都是朱元璋亲自选定的。当然，李氏朝鲜尽管亲明，但朱元璋对朝鲜国的态度却有一些捉摸不定，或许和朱元璋为人性格多疑有关，从《朝鲜实录》中可见朱元璋有时很苛刻、喜怒无常，还有羞辱朝鲜使者等情形。但李成桂在位八年期间，和明朝总体十分亲密，这主要功劳正是由于偰长寿，他任判三司事，位居宰辅地位，几番出使明朝实实在在为双方关系费尽心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出使朝鲜史书说一共8次，但只有7次见于记载。因为他来自中国，好歹能够应付性格难缠苛刻的明朝皇帝朱元璋和一些达官显贵们。

　　最早在洪武三年（1370），“高丽遣其臣偰长寿奉笺献方物，贺皇太子千秋节。”第二次是洪武二十年，也就是辛禑在位时候。这次是由于明朝立国以后，向高丽索要元末逃亡过去的许多军民，偰长寿奉命前往“陈情”。另外高丽希望仿效明朝的衣冠制度，不再追随元朝。明太祖朱元璋基本答允了，还赏赐给偰长寿一袭冠服。就在同一年，偰长寿又一次前往明朝京师入贡，献上金银器皿等，第二年二月才返回高丽。第四次也是洪武二十一年，偰长寿和门下赞成事禹仁烈一起到明朝，告知辛禑逊位，为辛昌袭位请封。第五次是洪武二十四年，恭让王王瑶在位，遣世子定成君王奭与侍中沈德符、门下赞成事偰长寿等一行前来贺正月。第六次是洪武二十九年，已经是朝鲜太祖五年，李成桂已经夺位，他派偰长寿等前去谢恩。谢恩的主要原因是感谢明朝与高丽王室联姻的提议，再个是感谢明朝放还扣押的高丽使臣柳珣。这一次出使过程中，朱元璋在接见偰长寿的时候责怪李成桂缺乏恭顺诚意。偰长寿表现出得体的才智化解了难题，他说：“臣到高丽，今四十年，恭愍王不必说了，中间三两届王，不敢保证都至诚，如今王一心敬上，绝不敢怠慢。”这是《朝鲜实录》中的记载，《明太祖实录》没有提到联姻的事，或许因为这是明朝主动说起的，碍于有失大国风范的缘故删去了。第七次是洪武三十一年最后一次记载的，关于李成桂病重时传位给儿子李芳果的事，偰长寿于九月前往明朝相告。可到了边关，明朝守臣告知这一年不是“三年一聘之期”，等到次年正月，才以进香使身份来到京师。

　　偰长寿是高丽末年朝鲜初期与中国交往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他其实是从中原前往高丽的，因为这种特殊关系，为朝鲜和中国交往作出重要的联系，如果不是偰长寿对中原文化的熟悉，高丽和朝鲜也绝无可能连续派他担当使臣重任。

　　也是某种巧合，偰长寿的叔父，偰逊的五弟偰斯，是高昌畏兀儿偰氏家族在元末仍然留居江南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洪武元年以元朝嘉定州知州的身份投诚，授兵部员外郎，符宝郎，再改符宝司丞。之后一直到出任礼部尚书。他的汉语水平、中原文化修养也很高，与江南不少著名诗人都有诗文往来。他在洪武初年也曾作为明使两次出使高丽，而且都具有重要的使命。第一次是朱元璋刚刚登基后不久，偰斯以符宝郎的身份从海路前往高丽，告知恭愍王明朝天子已经为中国之主，带去朱元璋的书信和礼品，受到高丽上下欢迎，回来时，恭愍王还命文臣赋诗相赠。这一次出使，表面上偰斯是前往告知朱元璋立国改元，实际是为了达成与高丽的邦交，希望高丽上下臣服明朝。偰斯返回后不久，高丽就有使臣前来“贺登极，谢恩”，偰斯圆满完成任务，受到朱元璋封赏。洪武二年，偰斯再次奉命前往高丽，带着明朝的诏书和金印诰文封赏高丽国王，明朝正式成为高丽国的宗主国。偰斯于当年八月出发，到次年五月才返回，时间颇为漫长，中间发生了什么缺乏记载，或许此行遇到了困难阻碍，封赏高丽君臣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最终，偰斯还是完成了使命回国，之后继续升迁，不过再没担当使臣，或许他已经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完成了历史使命，显然，之所以明朝朱元璋会派偰斯出使高丽，多少就是因为有偰逊一家前往高丽有关，而元末偰逊与高丽恭愍王同在太子府，有这样一份特殊渊源，偰逊去了高丽后也成为重要大臣，偰斯正是偰逊的亲兄弟，正好与高丽君臣方便对话，能够较好的完成任务。

　　朝鲜由始至终对明朝基本十分依赖和恭顺，即使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上下仍然表现出对明朝的认同，而不愿认同满清，这在朝鲜史书中都见于记载。虽然两国之间的友好更多是出于政治因素与文化亲近等等方面综合选择，但偰氏家族两代在高丽朝鲜和中原明朝之间起到的纽带作用不能忽视，他们特殊的历史贡献我们不该遗忘，尤其他们更是从遥远的西域高昌走出去的畏兀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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