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元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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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朝

（1271—1368）

一、忽必烈灭南宋

1.建国号“大元”

采用汉法 蒙古统治者初入中原时，曾将蒙古的游牧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统治方法，推行于中原地区，对中原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当时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亲信大臣，主张军民分治，州郡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又反对驱逐汉人、以汉地为牧场之说，主张保护农业，建立赋税制度。他说：汉人可以提供赋税，中原地区每年可输银50万两，帛8万匹，粟40万石。窝阔台半信半疑，令其试行。于是耶律楚材奏请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在各地征收赋税。不久，十路课税使就将征收到的金银粟帛造册献上，数字完全如耶律楚材所说，窝阔台大喜。从此，农业生产受到保护，赋税制度亦得建立。又蒙古军有在战争中屠城政策，大将速不台在攻打金的南京开封时，请城破屠城，遭到耶律楚材的反对。耶律楚材说：得地而无民，地有何用？若人民被屠，工匠、赋税从何而来？窝阔台点头称是，下令除了金朝皇族外，其余一概勿杀。从此以后，屠城之事渐渐减少。耶律楚材还提倡尊孔读经，也有积极的作用。

但积极采用汉法而且行之有效的还是忽必烈。忽必烈是蒙哥汗之弟，很有才能。早在青年时代居在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时，就很关心政事，招揽汉族士人，研讨治国之道。蒙哥即汗位，把大漠以南的汉人地区交由他治理，他即将自己的王府内迁，后来驻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他在这里大量任用汉族士人，比较广泛地采用汉制汉法以治事。注意保护发展农桑，兴办屯田。为后来元朝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即汗位 蒙哥汗死后，蒙古贵族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激烈斗争。公元1260年，忽必烈自中原战场回到开平，宣布自己为大汗（后称元世祖），并以“中统”为年号。此前蒙古国从来没有使用过年号，忽必烈开始建立年号，这也是采用中原汉法的标志。但忽必烈即汗位后，其弟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宣布自己为大汗，并举兵南下。忽必烈亲自率兵迎战，经过四年的战争，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忽必烈的汗位得到巩固。

建国号，定大都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又公开废弃“蒙古”国号，“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534]。次年，又改中都（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从此以大都为元朝国都，便于统治全中国。

2.灭南宋

贾似道擅权误国 这时南宋的统治是十分腐朽的，朝中大权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贾似道对内擅权跋扈，排斥异己；对外怯懦畏敌，不敢交兵。先前忽必烈进围鄂州，南宋政府以贾似道统兵抵御。贾似道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不许。后来蒙哥战死，贾似道再次求和，忽必烈急欲北归争夺汗位，即与之签订密约，自鄂州撤围而去。密约规定双方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献银20万两、绢20万匹给蒙古。贾似道将私订密约的事隐匿不报，以鄂州围解班师回朝，自夸有再造国家之功，得到加官进爵。忽必烈即位后，即遣郝经为使到南宋，要求践约。贾似道怕事情败露，便将郝经拘留于途中不遣。贾似道又忌恨有功诸将，宣布战时诸将支取官物为贪赃，都要追赃论罪。于是有功诸将多被诬陷，或罢官而去，或死于狱中。守四川的骁将刘整因与主帅不和，以此事被主帅要挟，心怀疑惧，遂投降元朝。南宋政权在贾似道等人的把持下，政治更加黑暗。

襄阳、樊城之战 忽必烈采纳刘整的建议，首先攻打襄阳。襄阳地处汉水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对，是扼守长江的屏障。二城借浮桥来往，互为声援，唇齿相依，守御甚固。襄阳、樊城先后被元军围困六年（1267—1273），人心无动摇，镇静如一日。但南宋军救援不力，来援者均被击败，致使二城最终不保。1273年，元军焚毁襄阳、樊城之间的浮桥，使二城不能互相支援，又使用新炮——回回炮（一种巨大的投石机）攻打樊城，遂破城。不久，襄阳因为孤城援绝，守将吕文焕投降。元军取得襄阳和樊城，即打开了进入长江的门户。

元朝（蒙古）帝系表

①1242—1245年，太宗乃马真皇后临朝。1249—1250年，定宗海迷失皇后临朝。

元军陷临安 元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统军伐宋。大军由襄阳出动，沿汉水入长江，顺流东下。南宋守将毫无斗志，纷纷不战而降，沿江重镇相继落入元军之手。这时南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权仍操于贾似道手中。1275年，贾似道在朝野压力之下，被迫出兵应战，集合各路军马十三万，号称百万，将战船二千五百艘排列江中，百里不绝。宋军在池州（今安徽贵池）下游的丁家洲与元军相遇，元军在长江两岸架炮轰击，宋军大溃，溺死无数。贾似道兵败逃跑，被贬往广东，途中被杀；元军占领建康（今南京市）。次年春，元军入临安（今杭州），南宋恭帝及其祖母谢太后等奉表投降。不久，宋恭帝等被俘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国公，封谢太后为寿春郡夫人。

文天祥等人抗元 自元军大举进攻以来，南宋统治集团充分暴露其腐朽无能，君臣们平时不思战守之计，唯知耽于逸乐，苟且度日，而在大敌当前国家垂危之际，则采取不抵抗的政策，非逃即降，表现得毫无气节。但是其中也有少数人与此相反，能够英勇抗敌，表现了忠贞爱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文天祥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文天祥，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进士出身。在元军进迫临安时，他以赣州知州招募义军北上保卫临安。1276年年初，他又以右丞相奉命到元军营中议和。因被劝降不从，遂被拘留并被挟持北上。可是他在路上逃脱了，后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拥立赵昰（xià）为帝，继续抗元。1278年，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兵败被俘。这年赵昰在（gāng纲）洲（今湛江市东南洲岛）病死，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卫王赵昺为帝，流徙崖山（今新会县南海中）。元将张弘范把文天祥带到崖山，令作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拒绝，并书所作《过零丁洋》诗以明志，末尾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来元军将文天祥解至大都，囚禁三年，多次劝他投降，他都严词拒绝，并写下著名的《正气歌》再申己志。后在柴市（今北京东城府学胡同文丞相祠）从容就义，时年47岁。1279年，元将张弘范攻袭崖山，陆秀夫抱赵昺投海死，张世杰突围遇风溺死。至此，南宋灭亡。

元灭南宋，再次统一中国，尤其是把原吐蕃地区、原大理地区和今黑龙江下游、外兴安岭以北的北山兀者地区都纳入中央的统治之下，对我国疆域的奠定，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天下一家”政策

忽必烈在即汗位之时，即以实现“天下一家”为己任。他在灭南宋后，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一统，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他为了巩固对这个偌大国家的统治，更广泛地学习采用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和政治经验，视全国为一体，建立起了以蒙古贵族为主要统治者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1.中央制度

元朝中央最主要的机构有三，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大权。

中书省 元朝废弃以前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实行一省制，即设立中书省（又称都省）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政务。唐、宋时代均实行过三省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三省制不能久存，早已名存实亡。到了金朝，便正式废除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了，下设六部，分理政务。元朝仿照金朝，也是一省制，不过名称不同，叫做中书省。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只有世祖、武宗、仁宗、顺帝时由皇太子担任过，一般不设此职。中书令以下，有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元朝尚右），即是实际的宰相。其下又有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又有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为执政官。自中书令至参知政事，都称为“宰执”。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

枢密院 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实际只是虚衔。另外设知枢密院事，即成为长官。其下又设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枢密院掌管兵权，是中央最高军事机构，其职司范围甚广，除怯薛军由天子或其亲任大臣统领外，凡侍卫亲军及镇戍诸军均归节制，征讨调遣及军官选授迁调等事项莫不管领。然侍卫亲军虽隶于枢密院，倘非天子特命，枢密院不得滥行差遣，因此天子的安全事宜并不操于枢密院之手。此外，元朝枢密院不能同中书省并列，地位低于中书省。自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后，中书省常以平章政事或右左丞“商议枢密院事”，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军政取得联系，彼此沟通，也是依照宋代（自北宋仁宗后到南宋）宰相兼枢密使之意。

御史台 御史台（又称内台、中台、宪台等）掌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其下为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御史台下辖殿中司及察院，又辖地方上内八道肃政廉访司。殿中司设殿中侍御史二员，掌管朝仪、殿中纪律及在京百官到任、告假等事。察院设监察御史32员，专掌刺举百官之事。内八道肃政廉访司则为地方监察机构（另见下“地方监察机构”）。

宣政院等 中央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外，还有主管各方面事务的机构，如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吐蕃（西藏）事务，通政院掌管驿站，将作院掌管工匠，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大宗正府掌管蒙古人的诉讼等。

2.地方制度

行省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代的行省是由金制演变而来。金代中央设立尚书省，自金章宗时开始，派遣尚书省宰执出征、戍边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行使尚书省的职权，叫做行尚书省，都是权宜性的、临时性的。忽必烈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后，也效法金朝制度，以中书省的宰执官出讨或出镇各地，称为行中书省。“行省”的初义，即将中书省的职权临时在某处行使的意思。行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演变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各行省设丞相一员（例不常设），平章政事二员，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品级皆与中书省官相同。

全国除“腹里”（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古大部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外，共设置十个行省：

（1）陕西行省，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2）甘肃行省，治所在今甘肃张掖，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3）辽阳行省，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4）河南江北行省，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江苏、安徽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5）四川行省，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6）云南行省，治所在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

（7）湖广行省，治所在今湖北武汉，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8）江浙行省，治所在今浙江杭州，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9）江西行省，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10）岭北行省，治所在今蒙古国哈拉和林，辖境包括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元朝的行省职权很大，凡地方一切民政、财政、军政无不统领。元朝的行省制，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边远地方设立行省，如甘肃行省、云南行省、辽阳行省、岭北行省等，大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元朝的行省制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朝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清朝则恢复了行省制。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吐蕃地区之管理 西藏在当时仍称为吐蕃，虽未设立行省，也处在元朝有效的管理之下。元朝初年，忽必烈即封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也都尊奉大喇嘛为帝师。帝师既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西藏军民等世俗事务。除去委任帝师外，元朝又设置中央和地方机构，直接管辖西藏。在中央设宣政院（初名总制院），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军、民之政，以帝师领院事，设置院使十员，其中为长者常以朝廷大臣兼任，位居第二者必由帝师推荐僧人担任，以下设有同知、副使、佥院、同佥、院判等官。又在西藏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即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斯藏宣慰司）[535]。在宣慰司之下，又设安抚司、招讨司、宣抚司和元帅府、万户府等。自宣慰使、都元帅至万户等各级官员，多以当地僧俗首领担任，由帝师或宣政院荐举，朝廷授职。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等。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

澎湖巡检司 台湾（元代称为瑠求或者琉球）地区的澎湖在南宋时已隶于泉州晋江县，在元朝仍隶于泉州晋江县。而元朝又在澎湖设巡检司，以管辖澎湖和台湾。

路府州县 在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下，有路、府、州、县。路分为两等，十万户以上或不足十万户而地当冲要者为上路，十万户以下者为下路。路设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536]和总管，其下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等。府隶于路或行省，或直隶于中书省，有的统州县，有的不统州县。府设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等官。州隶于府或路，或直隶于行省，有的不统县。州设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等官。县隶于州、府或路，设达鲁花赤、县尹等官。

地方监察机构 地方监察机构有行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

元朝为发挥中央御史台对地方的监察职能，又分设两个行御史台，简称行台。其一为江南行台，简称南台，治所在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市），监临东南各行省，设官、品秩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下辖察院（置监察御史二十八员）。另一为陕西行台，简称西台，治所在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市），监临西北、西南各行省，设官、品秩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下辖察院（置监察御史二十员）。

肃政廉访司本名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名肃政廉访司，是分道设置的，全国共有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每道肃政廉访司均设廉访使、副使、佥事等官。诸道肃政廉访司分别隶属于中央御史台及行台。由中央御史台直辖的称内八道肃政廉访司，其监察地区主要是腹里、辽东及两淮。由江南行台所辖的称江南十道肃政廉访司，其监察地区为江浙、江西、湖广。由陕西行台所辖的称西四道肃政廉访司，其监察地区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

3.军制

禁军与镇戍军 元朝的军队有禁军和镇戍军。禁军又分为怯薛军和五卫亲军。怯薛军是成吉思汗留下来的护卫军，起初名额较少，以后增为14000人，皆由蒙古勋贵子弟世袭充当，不归枢密院节制，而由皇帝或皇帝任命的大臣直接控制，不过怯薛军已经变成皇帝周围拥有特权的贵族集团。禁军主要是五卫亲军。五卫亲军负责保卫京城，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成立的，可由汉人充当，共有左、右、前、后、中五卫，每卫约万人，设都指挥使统领，皆隶属于枢密院。另外，为了防范汉军，忽必烈及其以后的皇帝，又从色目人中选拔壮勇者组成亲军，以其族属之名为名，如有唐兀卫、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等亲军。这些由色目人组成的亲军日益比五卫亲军更见宠信。

镇戍军驻防全国各地，也统属于枢密院，兵种分为蒙古军（由蒙古各部族人组成）、探马赤军（由诸属部族人组成）、汉军（由四个等级中的“汉人”组成）、新附军（南宋投降的军队）等。其中蒙古军大都驻防在黄河流域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占据天下的腹心，而探马赤军、汉军及新附军则多驻防在淮河和长江以南，并有一部分蒙古军与之相参驻防。此外，元朝又派宗室诸王领兵出镇边疆要地，以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如和林、云南、河西、辽东、回回、畏吾各地，皆有宗王镇守。又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当地的民族兵戍守。如辽东有乣军、高丽军、女直（女真）军，云南有寸白军[537]，福建有畲（shē赊）军等。这些军队均不离本地方，因称为乡兵。

军屯与军户 为了巩固驻防，便于军粮的供给，军队普遍进行屯田。大致五卫亲军环戍京城，皆随营地设立屯田，外地镇戍各军也无不开辟土地，从事屯种。从北方的和林到南疆的云南各地，到处都有军屯可见。

为了保证兵源，元朝又实行军户制度。凡民户被签军[538]之后，即被编入军籍，称为军户。军户是世袭的，其子孙永远为军。元朝规定，军户有土地在四顷之内，可以免交税粮，并免除其他各种差役；但一切军需如鞍马、衣装、器械等皆需自备。因为军户要自备军需，所以按照制度，军户应由“殷实人户”充当。而实际上北方民户曾屡被签军，没有那么多的“殷实人户”，结果充当军户者多是中等人家或贫困下户。特别是南宋的士兵归附元朝后，其家也变为军户，而这些军户则更大都是贫困户，因为南宋时多是无业之人投雇当兵。于是一般军户苦于供应军需，常常造成倾家荡产。

4.驿站

站赤 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置驿站，叫做站赤（蒙古语，意为管理驿站的人）。这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便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539]。中原地区的驿站由兵部管辖，蒙古地区的驿站由通政院管辖。站赤分为陆站和水站。陆站备有马、牛、驴或车，水站备有船只。陆站中又有狗站，东北某些地方用狗拉橇，行于雪上。据《元史·兵志》记载，全国共有站赤1400处。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如西藏等地的站赤，尚未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元代是我国古代驿站最发达的时期，驿站的普遍设立，加强了全国的政治联系，也便利了全国的交通。

站户 为了维持驿站制度，元朝政府于驿站所在地，签发民户充当站户。站户也是独立户籍，直属于通政院与兵部。站户的任务是供应驿站需用的车、马、船只和往来使臣的住宿饮食。凡此种种供应费用，除每年由政府津贴一部分外，大都由站户承担。站户也和军户一样，应由富实民户充当，其田在四顷之内免纳税粮，并免一切差役。但是由于持有给驿玺书及牌符（金字或银字圆符）的官僚使臣不绝于途，并且对站户有种种需索，以致站户负担过重，许多站户倾家荡产，甚至卖妻鬻子。

急递铺 除驿站外，元朝政府又设立急递铺，专门用来传达紧急文书。每10里或15里、25里设1铺，每铺有铺丁5人。凡有文书来，此铺传彼铺，铺丁持文书，徒步奔驰，彼此相传，一昼夜要行走400里。

5.土地制度

官田与私田 在元朝，全国的土地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官田即政府所有的土地。北方的官田大都是金时屯田军遗留下来的土地，南方的官田则是南宋皇室及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土地。元朝建立以后，就把这种官田，一部分作为军队的屯田，一部分作为官吏的职田，一部分赏赐给王公贵族和寺院僧侣，一部分招民耕种取租。至于一般的私田，除去小部分为自耕农所有之外，大部分都为贵族、官僚、僧侣、地主所占有。

土地集中 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无不大肆兼并土地，土地占有日益集中。在北方，蒙古贵族拥有最大的权势，所以占地最多；汉人军阀地主和官僚地主也有一定权势，占地则次之；一般汉人地主占地又次之。蒙古贵族经常得到皇帝的赐田，又不断强占民田，所占田的数量都很大。如元世祖曾赐给撒吉思益都（今山东青州）的田1000顷，元武宗曾赐给琱阿不剌平江（今江苏苏州）的田1500顷。蒙古贵族得到大量赐田，便用来榨取地租。除蒙古贵族外，喇嘛僧侣的寺院也同样享受到赐田的待遇，又加以非法地掠夺土地，因而也往往是田连阡陌。如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就有水陆田地十万多顷，这些田地分布在大都以及襄阳、江淮等处。至于一般汉人地主占田也很可观。在江南的大地主之中，“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540]。有的每年收租达二三十万石，役使佃户至二三千家。其中有名姓可指的，如松江大地主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积粟百万石，蒙古人称他为“富蛮子”。又松江大地主瞿霆发自有田地和承佃官田共达百万亩，人称“多田翁”。此外，寺院僧侣也广占田亩，驱役众多佃户。又如江浙行省寺院林立，共有佃户50万家，可见其占地之多。其他地方也有同类情况。

驱口 在蒙古对金的战争中，凡蒙古贵族及将校俘获人口即归私有，称之为“驱口”。当时被俘人口动以千万计，数量是很大的。被俘人口多是北方的汉人，另外也有契丹人、女真人等。以后元朝对南宋用兵，仍然俘获不少人口加以占有。如大将阿里海牙攻湖北时，将降民3800户作为家奴，自己设官管理，每年征取租赋。除战争俘虏变为驱口之外，驱口还有其他一些来源，如或由于良人被掠卖，或由于罪人被籍没，或由于穷困者自卖，或由于驱口“家生”，等等。驱口的人数极多，据说在窝阔台汗时，“几居天下之半”[541]。因鉴于私人驱口之多，后来窝阔台汗曾下令释放一部分驱口作为国家编民。尽管有过释放驱口之令，而终元朝一代，驱口是一直存在的，并且有相当的数量。驱口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的佃户。有不少驱口可以独立生产，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种地交纳租赋，这是类同于佃户之处。但驱口可以和财物一样被当作主人的私产，世世代代为主人所有，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又不同于一般佃户，与良民有别。主人可以把驱口随便买卖。元朝初年，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也有人市，人畜同样买卖。驱口和主人的法律地位极不平等。驱口杀伤主人要处死，故意杀死主人者凌迟处死；而主人故意杀死或殴死驱口，只杖87，若因醉酒致死驱口，又可减罪一等，如能将死者全家放良，还可以免罪。驱口和一般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平等，驱口不得与良人通婚，斗殴杀人者处死；然良人杀死他人之驱口，只杖107。

佃户 佃户有官田佃户和私田佃户两种，大多数是私田佃户。佃户耕种地主的土地，或者交纳分成租，一般按照对分制，将收获所得与地主“两平抽分”；或者交纳定额租，租额则随土地肥瘠而定，每亩从数斗到一石，乃至二石、三石不等，地租率也是在五成左右。实际上正额地租之处，地主又多方巧取，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租，合并计之，则地租率往往在六成之上，甚至七成、八成。元朝政府也深知地租的苛重，所以屡次下谕劝令地主减免。封建政府颁令免租，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元朝政府虽有此令，也只是一纸空文。佃户除受高额地租剥削外，又要受到种种超经济的压迫。如在江南一些地方，佃户不仅本身要供地主任意役使，即子女也不免于做地主的家奴。如《元典章》记载说：“若地客（佃户）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而峡州路（治今湖北宜昌）地区，地主甚至公然把佃户计数立契，或典或卖，与买卖驱口无异。又将佃户随田转让典卖，称为“随田佃客”。此外，地主又往往干预佃户子女的婚姻，必勒索钱币礼物方许成亲，以致贫寒无力之家，其子女迁延不得嫁娶。又元律规定，地主殴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而佃户打死地主，除处死之外，还要付烧埋银五十两。可见佃户虽是良民，但其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甚低。

6.赋税制度

元代的赋税制度比较混乱，北方、南方的税制亦不相同。

税粮与科差 北方的赋税主要有税粮与科差。

税粮分为丁税与地税，丁税每丁粟二石，地税每亩粟三升。所谓丁税每丁粟二石是指全额丁税而言，然而纳丁税的人户并不都是交纳全额的。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规定：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二石，驱丁粟一石；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协济户（家中没有成丁的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原已入籍、后又迁移他乡就地入籍的户）丁税，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七斗五升，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二石。丁税和地税并非由民户同时负担，一般情况是，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但也有混乱情形存在，即往往有一户并纳二税的现象。另外，凡征税粮时，每石又带征“鼠耗”三升，“分例”（手续费）四升。

科差又分丝料、包银、俸钞三项，都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丝料开始于元太宗窝阔台时，当时是每二户出丝一斤，交纳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纳有封地的封主。这一办法到元世祖时又有变化，改为每二户出丝二斤，交纳政府；每五户出丝二斤，交纳有封地的封主，称为五户丝。由此，每户丝料的负担要比原来增加一倍。包银在宪宗蒙哥时，规定每户征银四两，其中二两征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至元世祖忽必烈时，每户纳银四两改为纳钞四两，由于钞与银的比价是钞二两合银一两，所以实际减轻了一半。俸钞始于元世祖时，每户纳钞一两，用作官吏的俸禄。

夏、秋二税 南方的赋税制度则沿用南宋的两税法，按照地亩征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秋税征粮，夏税征木棉、布、绢、丝、绵等物。

南方也有科差，分为户钞和包银两项。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在元世祖时规定，于一万户田租中征钞百锭。包银始于元仁宗时，相当于北方的俸钞，每户征银二两，折收至元钞十贯。

元代全国的税粮总数，每年1200余万石，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方。

括马、和买、和雇 除去上述赋税之外，元朝政府还有种种名目的勒索，不时加之于人民。如有所谓“括马”，即是无代价地向民间强取马匹。根据可靠材料，元朝一代所括民间马匹，至少在百万匹以上。又有所谓“和买”、“和雇”。“和买”是官府采买民间物料，或派给民间造作项目，而不给予价钱，或给价极少，其名为“和买”，实则科派强取。“和雇”则是官府雇用民间车辆脚力从事运输，而给价十不及二三，名为“和雇”，实际等于征发徭役。

徭役与差役 元朝政府又有繁重的徭役和差役，把所属人口划分为民户、站户、匠户、冶金户、打捕户、盐户、窑户等，称作“诸色户计”，使之各当其役。一般民户要负担开河、筑堤、运输、修城等徭役，不时被征发应役，几乎无日休息。其他人户则要各自负担一种特殊的差役，并且要世世代代负担下去，永远不得解脱。元朝的徭役与差役繁重严酷，是广大农民破产逃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

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忽必烈即位以后，即开始改变了以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轻视的态度，而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其一是下令保护农田。忽必烈曾屡戒蒙古贵族及蒙古军不得因打猎践踏农田，不得侵占农田作为牧场，强调要“使百姓安业力农”[542]。

其二是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早在1261年，忽必烈已设立劝农司，派出若干人为劝农使。1270年，又设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同年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1288年，又于江南设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大力提倡耕垦。这些机构在元初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是颁行《农桑辑要》。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命人编修《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命令各地地方官大力宣传和推广。此书系参考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等，并结合当时实际的农事经验所写成。此书颁行于全国，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四是成立村社。先是北方民间有“锄社”的互助组织，“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无荒秽，岁皆丰熟”[543]。1270年，元朝政府又下令在北方汉地立社，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凡种田者必立一牌于田侧，上书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稽查。这种村社制度以后遍行南北各地，在组织督导生产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上述种种措施，再加上人民努力耕织，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荒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元世祖忽必烈时，北方的农业生产便日益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544]元朝建立后，在各行省大兴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120余所，垦田面积约在20万顷以上。又元初在中央设都水监，在各地设河渠司，专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大致前代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陆续得到了修复。如陕西三白渠工程得到修复，到元朝后期仍可灌田七万余顷。浙江捍海塘工程得到修复，使大量农田免于水患。

第二，棉花种植的推广。在元代，江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不断提高。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10万匹。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又规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布绢等物。这些都说明江南植棉业的发达。后来，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棉花已在全国广泛种植了。由于棉花广为种植，所以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及王祯《农书》都专门写了植棉的方法。

第三，人口的增加。元朝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字不断增长。蒙古灭金得中原州郡后，太宗七年（1235），下诏登记民户，凡燕京、顺天等36路，有户873781，口4754975。宪宗二年（1252），又登记民户，增户30余万。世祖至元七年（1270），又登记民户，增户30余万。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登记民户，得户11840800有余，于是南北方民户总书于册者13196206，口58834711，而山泽溪洞之民不在此数之内[545]。历代封建经济达到繁荣时期，封建政府就能掌握到五六千万人口之数，元朝政府掌握人口5800余万，说明元代农业已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2.手工业

官手工业 元代的官手工业很发达。蒙古统治者开始不知农业的好处，但却知手工业的好处。因为手工业工匠能够提供优良的军器和各种消费品，所以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保护工匠和搜罗工匠。如忽必烈灭南宋后，搜罗江南民户30万为工匠，最后选留有技艺者10余万户，其余放还为民。又在北方搜罗工匠42万，设立局院70余所。被搜罗的工匠称为匠户，与普通民户不同，立有专门的匠籍，子孙世袭，不得改业。元朝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从事于官手工业生产，这就造成了官手工业的繁荣。元朝政府设有许多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和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如在中央设置将作院，专司掌管工艺。又在大都及各地设置各种官手工业局院，直接指挥工匠从事生产，如有织造局、织染局等。当时官手工业的门类很多，几乎应有尽有。但是官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很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为匠户虽然受到一些优待，如有田产在4顷以内，可以免纳税粮，也不承当其他差役，并且由官府支给一定的口粮；然而匠户们毫无自由，终年被强制集中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中工作，除去完成定额任务外，又要替官吏做私活，并且还时刻受到监工者的鞭笞和虐待，口粮也时常被官吏克扣拖欠，不能定期定量领到手，所以匠户们多不乐于应役，经常逃亡或消极怠工，以致官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往往粗劣不堪。

元朝政府尽量搜罗民间工匠的结果，大大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不过民间独立的手工业者仍然存在，所以民间手工业在元代的不少地区继续在发展。

棉织业 元代的手工业以棉织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火器制造业最重要。

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在元代大有发展。由于江南地区已经盛种棉花，因而棉纺织业作为一种农村的家庭副业，也在江南地区普遍发达起来。在江南棉织业的发展中，黄道婆做出重大的贡献。她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生于南宋淳祐年间（约1245）。她原是一个童养媳，因为受到非人的待遇，随一条海船逃往崖州（今海南省崖县）。崖州是黎族聚居区，黎族人民擅长纺织，掌握比较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所生产的棉织品闻名于内地。她在崖州大约生活了三四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最后在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返回了故乡乌泥泾。她在家乡热心传授制造先进的去棉籽、弹花、纺花到织布的一整套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在织染技术方面，她还创造出一套可供遵循的成法，所产的被、褥、带、帨（佩巾）等棉织品图案美丽，鲜艳喜人。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乌泥泾从事纺织的居民愈多，所产“乌泥泾被”名满国中。松江地区在元代逐渐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与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的革新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黄道婆像

丝织业 丝织业在元代也有很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丝织业的发展，南方更胜过北方。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主要是农民的家庭副业，但也出现了专门以丝织业为生的机户，其生产有家庭手工业的形式，也有小作坊的形式。根据徐一夔《始丰稿·织工对》的记载，杭州在元朝末年已经出现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数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了。另外，丝织品加金技术在元代也有了进步。弘州、荨麻林两地有3300余户西域的回回工匠，这些回回工匠善于制造一种称为“纳失失”的金绮，所谓金绮即是用金线（以金箔拈成的线）与丝线交织而成的丝织品，上贴大小明珠，甚是精美。

元影青观音像（北京出土）

制瓷业 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元代瓷器以青花瓷为代表作，这种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执壶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水平。元代的瓷器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地。如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曾记载中国的瓷器一直输出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3.商业

钞法 元代的商业很繁盛，这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纸币的广为流通等大有关系。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九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但是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元末顺帝至正年间，大量发行一种至正交钞，完全没有钞本，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以致纸币散满人间，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

中统元宝交钞

专卖与斡脱 在国内商业方面，元朝政府对盐、茶、酒、醋等物品，均实行专卖政策，其中以盐的专卖最为重要。元朝政府在产盐地区设置专官，签发亭户从事盐的生产。产盐全归政府掌握，由政府任意定价。如忽必烈时，定盐价每引（重400斤）为银7两，尔后又改为中统钞9贯，又增为50贯。至成宗初年，盐价每引增为65贯。此后盐价屡增，至元仁宗时，每引达150贯，较之元初上涨十数倍。盐的销售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商人向官府购买盐引（凭证），持引到指定的盐场取盐，然后运到指定地区销售。盐商多是有钱有势之家，莫不假借专卖之权，大肆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另一种方式是由官府自行销售，即把盐强硬摊派给百姓，然后征取盐价，实际将盐的销售变成一种苛敛。元朝政府严禁私人制盐及私人贩盐，有犯者处以重罪。通过盐的专卖，元朝政府大得其利，每年盐课收入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元朝政府又利用斡脱从事商业活动。斡脱（突厥语，意为“同伙”）原是西域回回商人的一种商业组织的名称，因西域回回商人善于把持商业营利，元朝政府就向他们提供本钱，用他们代为经商，称作斡脱。以后斡脱即指一种官商而言，也不限于西域回回商人，凡是领取官本到处做买卖的人，均称之为斡脱。不过斡脱大都是西域回回商人。元朝政府既要利用斡脱为之经商，便给予了种种特权。如斡脱们都持有政府颁给的制书和驿券，可以往来国内外自由贸易，既不服差役，也不纳商税，行船不依开闸时刻，旅行住宿要受到特别的保护，甚至有时诈称财物被劫，还要由政府勒令州县民户代偿。斡脱除去替政府经商以外，又替政府及王公们举放高利贷。他们领了政府及王公的钱，或出贷给官吏，或出贷给人民，叫做斡脱钱。斡脱钱的利息极高，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又把本和利息加一倍，称为“羊羔利”或“羊羔息”。凡借贷斡脱钱者因不易偿还，往往倾家荡产，以至于以妻子为质。

城市商业 元朝国内的商业繁荣，商业发达的城市很多。当时著名的城市，在北方有开封、济南、奉元（今陕西西安）、大同、太原等，在蒙古地区有上都、和林等，在西南地区有成都、昆明等，在运河、长江沿岸有杭州、平江（苏州）、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在沿海一带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其中最大的城市，则是大都与杭州。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于世界的大商业都市。《马可·波罗游记》把大都叫做汗八里（即汗城），称道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赞叹这里货物之多为世界诸城所不能比。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其商业繁荣情形又出大都之上。马可·波罗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说杭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城市。

海外贸易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元朝政府在消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降元，元即任他为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做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海盐县南）、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等，由此进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

4.运河与海运

元代的水陆交通都相当发达，陆上交通有遍布全国各地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联系南北的大运河和海道，这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商业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建都在大都，大都的粮食要仰给于江南，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朝不仅凿通大运河，而且开辟了海道。

开通大运河 元代以前的南北大运河，还是隋炀帝时修通的大运河，这条运河久已不能贯通了。元朝灭宋以后，从南向北运粮，必须采用水陆两运的办法，先是水运自浙西入江入淮，再由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西南），然后改为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滑县东南），由淇门入御河（即隋朝的旧运河），北上抵大都。另外，自通州至大都，也是一段陆运。水陆两运极不方便。因此，元朝政府在至元十七年（1280），开济州河，自今山东的济宁到东平。从济州河以南，便可经由隋朝的运河到达扬州和杭州。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开会通河，自今山东东平至临清，入于隋朝的运河即御河（由临清至天津），全长2500余里。又根据郭守敬的建议，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入于白河，总长160余里，由通州即可沿白河到天津。这样，大运河便完全贯通起来了，北起大都，南迄杭州。隋朝的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北运输则迂回曲折；而现在的运河则以大都为终点，南北运输以山东和苏北为要道，不再绕道河南，全程大为缩短了。南北大运河的凿通，主要是为了漕运；但也便于商旅往来，富商大贾多乘船由江南集于京师，南北商品得以流通。

海运 海道是元朝在灭亡南宋以后开辟的。最初伯颜平定江南时，曾把南宋库藏图籍，从海道运至京师。到至元十九年（1282），伯颜又请命于朝，造平底海船60艘，载粮46000石，由海道运至京师。此后，忽必烈用朱清、张瑄二人主持海运，将东南粮食不断输送京师，海运事业日益兴盛。海道自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刘家港入海，北上绕过山东半岛，抵达直沽（今天津）。海船循此道行走，若取最近的路，最快时，十日可至京师。元朝开辟海道，也主要是为了南粮北运，其由海道运粮的总数，最初不过46000石，以后增至100万石，最多时达到330余万石。海运要比陆运及河运省费很多，所以有元一代，海运始终不废，直到元末顺帝初年，每年海运粮食入京之数，尚多至280万石或260万石左右。最后只因农民大起义爆发，元朝海运粮食才告停罢。

四、中外关系

钦察汗国 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是四大汗国之一[546]，占有今俄罗斯及中亚部分地方，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其后裔的封地。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从元朝大都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沿途皆有驿站，凡持有元朝政府所给予的牌子（金字或银字圆符）者，均可在此路上乘驿往来。钦察汗国的塔纳城（今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别儿哥萨莱城（今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巴河），都处在中西交通线上，欧洲商人多由此以通中国，在别儿哥萨莱即可买到中国的丝织品。

伊儿汗国 伊儿汗国也是四大汗国之一，是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及其后裔的封地。元朝与伊儿汗国的关系更为密切。通常伊儿汗国新汗即位，都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认可才算合法。甚至伊儿汗国的国玺，也是由元朝所颁赐的汉字方印。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也曾发行过纸币，并在境内设置驿站。中国的文化也在伊儿汗国广为传播。当时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伊儿汗国王廷供职，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历史等书籍。同时，波斯、阿拉伯的文化也传入中国。当时波斯、阿拉伯人曾大量移居中国，其中大都是伊斯兰教徒，在中国长期定居之后，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被称为回回。回回人把波斯、阿拉伯的工艺技术、天文历法、医学等知识介绍到中国来。

东亚、南亚、非洲 高丽在元朝时继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元朝的兵制、驿站，均为高丽所仿效。而《朱子全书》、《农桑辑要》、《授时历》等书也流传高丽。高丽种植棉花，也是由中国传入的。

元朝与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xiān先）国（今泰国）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元英宗时，文子方出使安南，著有《安南行纪》一书。元成宗时，周达观随从出使真腊，著有《真腊风土记》一书。该书记载当时真腊人民喜用元朝货物，许多生活用品都来自元朝。元成宗时，暹国国王敢木丁曾两次来中国，带了不少制陶工匠回去。

元朝的使臣和商船经常出现在麻逸（今菲律宾之明多罗岛）、木剌由（今马来西亚）、阇婆（今爪哇）、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西北）、渤泥（今加里曼丹岛）、马八儿国、俱兰国（均在印度南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

元朝初年，忽必烈曾派使者远至马达伽思伽儿岛（今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元朝末年，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来到中国，游历了广州、泉州、杭州等许多地方。元朝末年的汪大渊曾随商船浮海，经历数十国，以亲身所见所闻，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记录了从东南亚远至东非的道里风情，大为丰富了人们对于这些地区的知识。

欧洲 元朝与欧洲的关系也很密切。当时欧洲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纷东来，不绝于途。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以写游记著称于世。他在父亲及叔父的带领下前来中国，于至元十二年（1275）到达上都，此后遂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甚得忽必烈的信任，曾被委派为扬州的官吏，还被委派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离开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以后，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对外战争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所谓《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称元朝城市的繁荣和富庶。该书问世以后，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五、元朝中后期的腐朽统治

皇位争夺 元朝皇位的争夺异常激烈，从第二代皇帝成宗（1295—1307）死后开始，一直连绵不断，继续到元末。由1308年到1333年，二十五年中换了八个皇帝，特别由1328年到1333年，不过五年时间，竟换了五个皇帝。皇帝每更换一次，都要爆发一次皇室贵族内部的相互争夺残杀，弄得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并且给人民带来莫大灾难。

政治腐败 元武宗以后的皇帝一个更比一个穷奢极欲，昏庸无道，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国政。如武宗在位期间，用人至滥，加封宦官为左丞相，提升优伶为国公，甚至把官职作为礼物随意封送，仅在即位的当年，不经过中书省而直接由他降旨授官的就有880余人。皇帝又经常把大量金银用于赏赐蒙古贵族和用于僧侣作佛事。如仁宗在位时，赏赐蒙古诸王，有一人一次受赏至钞50万锭；而当时元朝每年收入赋税约为钞400万锭，除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仅280万锭。

由于挥霍无度，自武宗以后已经入不敷出，库藏空虚。当时京师每年共收入钞280万锭，而武宗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820余万锭。又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则更支出了2000万锭。到文宗时，经费支出已较元初增数十倍。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朝政府一方面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另一方面则滥发纸币。到了元末顺帝年间，纸币大为贬值，物价腾贵，财政的危机已无法挽救。

由于皇帝腐化无能，政权就落入一二蒙古大臣之手，当权大臣莫不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文宗时的燕帖木儿，任中书右丞相，封太平王，集大权于一身，肆意无忌，一宴或宰十三匹马，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娶宗室之女四十人。顺帝即位后，政权落入伯颜手中。伯颜任中书右丞相，进封太师，又改封秦王，一身兼三十余职，官衔长达246字。他大权独揽，擅自进退大臣，妄杀无辜，势焰熏灼。又将诸卫亲军精卒调为己用，凡出入导从甚众，乃至填街塞巷，而皇帝的仪卫反而寥寥无几。因之，天下人皆知有伯颜而不知有顺帝。

元朝末年贪官污吏横行，要钱的花样无奇不有。如属官来见要“拜见钱”，逢年过节要“追节钱”，生日要“生日钱”，办事要“常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甚至“无事白要”，这叫“撒花钱”。即使职司监察的官吏也公然要钱，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如同做买卖。

土地兼并 武宗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兼并土地最凶的，首先就是蒙古王公大臣。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有江南田地1230顷，每年收租50万石。泰定帝在做晋王时，一次就捐给朝廷土地7000顷，其土地之多可想而知。文宗时权臣燕帖木儿请求包租苏州一带的官田500顷，情愿做二地主，他原有土地之数当亦不少。顺帝把公主奴伦的土地分拨给伯颜，一次就达5000顷，这位公主有多少土地便可想见了。伯颜屡次蒙赐土地，前后共有20000顷之多。喇嘛僧侣的寺院占田之广也不在蒙古王公之下。如大都的大承天护圣寺的土地多得惊人，在文宗、顺帝时前后两次被赐予的土地达32万余顷。除去喇嘛僧以外，江南的白云宗僧侣也非常跋扈。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假托佛教之名，强占民田20000顷。汉人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也与日俱增。如武宗时期，江南地方每年收粮满五万石以上的地主，已相当多。再如福建崇安县，有民户450余家，共纳粮6000石，其中大户50余家即纳粮5000余石，而小民400余家仅纳粮不足千石。这就是说地主集中占有了全县土地的5/6，而全县农民仅占有1/6。到了元朝末年，江南甚至有“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547]者。

赋税繁苛 元朝政府对人民的搜刮也大大增加了。延祐五年（1318），仁宗开始对江南征收包银，每户征银二两。不仅如此，这时包银的总数，较元初增加了十倍之多。至于一般的课税（包括商税），较元世祖时增加五十倍。到了文宗初年，各种课税更比元世祖初定之额增长百倍。

天灾 与人祸同时，天灾也不断出现。自泰定帝以来，各种天灾的记载不绝于书，水旱灾害屡见于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江浙一带，所在饥民动以数十万计。至元末顺帝时，至正四年（1344），黄河又在山东、河南连续三次决口，大水泛滥不止，千里变成泽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莫大损失。由于天灾人祸交织并乘，人民起义便不断爆发了，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起义只是全国大起义的前奏，随后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便来临了。

六、元末农民战争

1.农民大起义

韩山童、刘福通红巾军起义 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的发动者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刘福通。

白莲教源出佛教净土宗，创始于南宋初年，崇奉阿弥陀佛，但以后在民间流传中，则逐渐与明教和弥勒教混合在一起，转而信奉明王与弥勒佛。韩山童的祖父是白莲教徒，到韩山童时，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人民快要得救了，河南及江淮人民皆信从其说。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为修治黄河，调发河南、河北民夫十五万人。由于政府所给民夫食钱，官吏多加克扣，因而民夫怨恨。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便在黄陵冈（今山东曹县西南）的工地上，预先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写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548]民夫们挖出石人后大为轰动，莫不惊诧思乱。随后，韩山童即在永年聚集三千人，准备举行起义，刘福通等共推韩山童为首，宣称韩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不料走漏风声，永年县官发兵来围，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及子韩林儿逃入武安山（在今河北武安县境）中，刘福通、杜遵道等则率众出走颍州（今安徽阜阳），于这年五月，攻下颍州州城。起义军皆头包红巾，并执赤色旗帜，所以称为红巾军。又因烧香拜弥勒佛，也称香军。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即乘胜进入河南，连续攻破一些府州县，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人。

其他红巾军 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后，一时红巾军蜂起，遍布南北各地。如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等也在蕲（qí其，今湖北蕲春）、黄（今黄冈）起义，称为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这支红巾军发展很快，转战在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一带。此外，属于红巾军的队伍，还有在徐州（今属江苏）起兵的芝麻李（即李二），在今河南地区活动的布王三（即王权），在今湖北地区活动的孟海马。不过这些红巾军不久都被元军镇压掉了。又有濠州（今安徽凤阳）的红巾军首领是郭子兴，朱元璋就在他的部下。

方国珍、张士诚起义 红巾军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起义队伍，一支是浙东的方国珍，一支是先在苏北高邮（今属江苏）起兵、后来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高邮地处南北冲要，张士诚占据高邮，被元朝看做心腹之患。至正十四年（1354），元朝丞相脱脱亲统百万大军进攻高邮，结果被张士诚击溃。高邮大捷埋葬了元军的主力，不仅使张士诚转危为安，也使红巾军获得大发展的机会。方国珍和张士诚起义，起先都起了配合刘福通起义、牵制元朝兵力的作用，但是他们后来都接受元朝的收买，转而与起义军为敌。

2.红巾军三路北伐

三路北伐 刘福通所率领的红巾军是反元的主力军。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今安徽亳县），国号大宋，年号龙凤。

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又分兵三路北伐，大举进攻元朝。东路军由山东北上，直捣京城大都；中路进攻山西、河北，也指向大都；西路军攻取关中。一时千军万马出动，队伍浩浩荡荡，旗帜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549]。与此同时，刘福通本人则统领大军往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东路军于至正十八年（1358）攻克沧州（今河北沧州市）、蓟州（今天津蓟县）等地，一直打到大都附近的枣林和柳林，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元朝君臣大为惊恐，几欲弃城逃走。但由于孤军深入，最后为元军所败，退回山东。中路军进入山西后，占领了大同等地。1358年年底，攻克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此后，这支队伍进入辽东，后又渡鸭绿江，进入高丽。已是盲目战斗，失去作战目标。西路军在陕西作战失利，退入四川。在北伐军胜利进军之时，刘福通也于1358年攻占汴梁，并将小明王韩林儿由亳州迁都于此。

北伐失败 至正十九年（1359）以后，北方红巾军逐步走上失败的道路。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四：一、红巾军没有集中力量消灭元朝赖以存在的几支地主武装，而过早地从事于北伐，分散了兵力；二、缺乏统一作战方略，三路北伐大军各打各的，彼此不相联系，遂被各个击破。三、红巾军大都只是流动作战，能攻不能守，所得地方辄失。四、有些起义军内部失和，互相攻杀，为元军所乘。至正十九年，元军攻破汴梁，刘福通和韩林儿退走安丰（今安徽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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